人类增强伦理中的伦理自然主义批判

作 者:

作者简介:
计海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在人类增强伦理的辩论中,超人类主义支持人类增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立足于伦理自然主义这一现代的主流规范性思想来论证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性,体现为追求提升自身能力和素质的伦理利己主义,追求普惠性增强的功利主义,以及身体形态自由权和人类物种的后人类进化等主张。生物保守主义在人类增强问题上反对超人类主义,并分为强、弱两种批判立场。强批判的生物保守主义针对后者的伦理自然主义在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层面提出了批判,但未能对超人类主义构成实质性的挑战。自然主义谬误的方案失之于形式化和缺乏实质主张;而哈贝马斯基于形上学和福山基于宗教直觉的批判又过多依赖于超验的直觉并与时代脱节。论证上的不完备,导致强批判无法证成通过立法来管控增强技术研发和应用的主张,这表明了强批判路径的困难,同时提示出一种基于伦理自然主义的、用经验和实证的态度审视增强技术的弱批判立场,文末提及了后者的质疑契入点。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0)09-0039-09

      “人类增强伦理”(human enhancement ethics)这一提法,来自朱利安·扎瓦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和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于2009年编辑出版的《人类增强》一书。该书编者指出:人类增强已经发展为近年来应用伦理学中一个重要的论辩话题,讨论的核心是,人类是否应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自身的精神和生理能力等进行直接增强。①

      通过接受教育、与人相处或是体育锻炼等手段增进知识、学习社交、强健体魄等,属于传统的自我完善和提高的途径,需要不断付出时间和精力才能获得一定成效;人类增强则是通过外在的医学治疗或生物技术的干预,直接获得传统的方法希望达到的效果。在人类增强的语境中,突出的关键词是“直接”和“科学技术手段”。“直接”指省去了原本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科学技术手段”凸显的是借助了现代科技,即“人类增强技术”。

      随着基因技术、认知科学、脑科学、纳米技术等的进步,运用相关成果对人体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进行操控、改造和增强,正变得日益可能。身体能力方面,借助基因技术和生物医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人的力量、身高和耐力等生理指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甚至是显著的提高。②在心理和情绪方面,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一些提升人类短时间内记忆力和注意力的方法和药物,而相关情绪控制和调节的药物则更为成熟。③在免疫能力方面,随着地中海贫血症(Thalassemia)、囊性纤维化症(Cystic fibrosis)和艾滋病等致病、发病基因的确定,通过基因编辑对这些疾病进行先天免疫的干预方案已经形成。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并不仅仅作为针对疾病的治疗手段,对健康和正常的个体同样有效,这便构成了增强的效果。因而,“人类增强技术”指的是这样一类技术,它们以改变人的生理和物理的方式,在超出人类正常水平之外,来完成任何不借助技术手段无法达成的素质和能力。而人类增强伦理的讨论,属于对人类增强技术应用的伦理边界的考察。

      一、人类增强伦理中的观点对峙

      自从各种效果奇异的人类增强技术或技术方案问世以来,相关的伦理争议不断;其中最核心也是对峙最为鲜明的是两大“主义”:对人类增强技术持积极和肯定态度的“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以及与之对立的“生物保守主义”(bioconservatism)。超人类主义者主张:应该研发更多种类的增强技术,同时人们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技术来改变自己。④在他们看来,增强技术的应用对人是有益的,基于理性考虑的个体会选择接受增强。但生物保守主义者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不应该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或人的本质(human nature)进行实质性的改变⑤,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将带来这一严重后果并引发其他诸多问题,因此这类技术不应被使用,甚至相关研发也要管控。

      由于在发展初期,一些超人类主义者提出了诸如心灵上载(mind uploading)和人体冷冻(cryonics)等带有末世论意味的科技展望,因而它一度被主流观念视为“异端”。⑥但近年来,超人类主义正在发生转型。外在的原因是某些科学家甚至政府科研管理部门承认了人类增强技术的可行性与合理性⑦;同时,随着一些增强技术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人们正在接受“增强”作为一种积极的治疗方式⑧。这些迹象表明:社会正在逐步接纳人类增强技术。

      内在方面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超人类主义学者开始立足于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来支持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首先,超人类主义倾向于从效果论(consequentialism)的立场来论证增强的合理性。体现在个体层面,便是某种伦理的利己主义,是否接受增强技术取决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通常在经济可以负担的情况下,人们对于能增强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技术会做出正面的评价,并选择接受。⑨在社会层面,这种效果论又转变为功利主义,即主张推广普惠性的增强技术,例如免疫力增强和认知能力提升等,同时限制那些只带来相对优势、却可能导致负外部效应的增强,例如增加身高等。⑩其次,在非效果论的美德伦理层面,超人类主义对“自主”这一几乎是普遍性的理想人格进行了加强,把它扩充并体现为“身体形态的自由权”(morphological freedom),即在不伤害和有损他人的情况下,选择改变身体接受增强是一种权利。(11)最后,在更为宏观的历史和人类学层面,超人类主义基于进化论的思想提出了后人类的进化观。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进化中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局限性。利用技术提高身体素质和能力是物种生存和适应能力增强的表现,而后人类正是完成了物种能力飞跃的人类生存阶段,是进化的趋势。因而,推动增强技术发展有其进化论上的特殊意义。(12)

      不难发现,超人类主义的这些论据与当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是契合的,即对可实证的、经验性感受的确信是价值和规范性判断的基石。同时,从这些主张中也展现出了超人类主义一个更为根本的特征——伦理自然主义,即相信伦理规范的确立,需要依赖于经验和事实的判断,更要借助自然科学的理论进行辩护。这体现了超人类主义希望从根本上将人类增强纳入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努力。

      与超人类主义相反,生物保守主义对人类增强技术持消极和否定的态度。这类观点往往以既定秩序和观念的维护者身份出现,对那些可能引起激烈变革的新兴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持不信任的态度;同时,这类观点中的大部分想要守住的是所谓“人性”(human nature,或曰人类本质),即指出科技发展与人性间存在矛盾,通过赋予人性以伦理规范性来制约科技发展。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