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发生一百周年了。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著名的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运动。这次运动虽然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残酷地扼杀了，但是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在文化上提倡和推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积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本文则试图对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在提倡和推动传统道德向近代道德转型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批判封建旧道德的鼓手 二千多年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统治，突出宣扬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这种封建旧道德在宋明后越来越片面化和僵化，成为禁锢人民的精神枷锁。梁启超为了救亡图存，奋起批判毒化人民的封建旧道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旧道德的要害是抹煞人的个性，束缚人的思想。“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新民说·论公德》）而“辱莫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新民说·论自由》）“心奴”是封建旧道德毒害人民的结果。他强调要反对奴性心理，提出一曰，勿为古人之奴隶，二曰，勿为世俗之奴隶，三曰，勿为境遇之奴隶，四曰，勿为情欲之奴隶（见同上）。他特别反对做古人的奴隶，“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此奴隶根性之言。”（《国民十大元气论·独立论》）他以新旧道德的对比，对封建旧道德给予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封建旧道德主“束身寡过主义”、奴隶主义，不讲独立、自由、自治、自尊，不讲公德，不讲权利，不讲利己，不讲刚毅勇武，不讲进取冒险等等。由此可见，封建旧道德为害甚烈，它们是国家不兴、社会不进步的重要原因。为了救亡图存、振兴国家，必须批判封建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并认为这是变法维新的首要任务。由此他提出以新民德、新民智、新民力为内容的“新民说”，并激呼“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新民说·论新民为中国今日第一要务》）。 封建旧道德是造成国民性中的弱点和不良因素的根源，因此，对国民性的批判是梁启超揭露批判封建旧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讲，国民的人心内俗中存在着不良因素：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二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他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又讲我国之品格缺点为：一爱国心之薄弱，一独立性之柔脆，一公共心之缺乏，一自治力之欠阙。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再次认为中国人之缺点在于：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守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梁启超认为，国民性中的这些弱点和不良因素，不适合生存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国人必须自觉、猛省，对之加以克服和改造。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批判，其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变动的历史要求重建国民文化心理结构，亦即使人的个性发展由“为人的资格”转变为“为国民的资格”。 梁启超之批判封建旧道德和国民性不良因素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批判封建旧道德并不全盘否定传统道德。封建旧道德并不等同于传统道德。传统道德是一个内容宽泛性质复杂的概念。在性质上，它包括着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在内容上，它包括着民族传统美德、人类公共生活道德和为封建宗法等级统治服务的封建旧道德即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近代以来，一些人常将封建旧道德与传统道德混为一谈，一同批判。梁启超的可贵处在于，他一方面抓住封建旧道德的实质给予猛烈和抨击，另方面对传统道德中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批评一些人“摭拾欧美学之一鳞一爪以为抨击之资”（《先秦政治思想史》），指出：“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之上也。”（《新民说·释新民之义》）联系当时在对待传统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的倾向，他的这些认识无疑是很有价值、很可贵的。 二是认为国民性既有不良因素，又有优良因素。在近代，由于西学东渐和国人对世界的逐步了解，人们开始对本民族民族性进行反思和批判。应该说这是民族自觉、自省、自我警策的一种表现。但一些人片面夸张民族性的弱点和不良因素，以为我国民族似乎只有不良因素而没有任何优良因素。这显然是很错误的。梁启超作为倡言批判、改造国民性的先驱者，他不仅对民族性中的弱点和不良因素进行无情的揭露批判，而且对民族性中的优良因素给予了肯定和彰显。他讲：“吾国民性之不良者固多，其良焉者抑亦不少”，并列举出四民平等之思想、自营自助之精神、泱泱乎大国之风等（见《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为国民性的优良因素。他认为，民族性无论其长处和短处都不是绝对的、恒久不变的，而是相对的、与时推移的。在他看来，中国民族中的弱点和不良因素，有许多属于“一时之现象而易治者”（见《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同时也指出，国民性的不良因素主要是由于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如他讲中国人之所以缺乏独立性格，是由于“二千余年俯首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以服从为独一无二之天职”（《新民议·论独立》）；在他看来，一旦结束封建专制政体，近代工商业经济发展之后，国民性中的不良因素是可以得到矫变的。所以他满怀激情地讲：“他日二十世纪，我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论中国人种之将来》）。 二、构建近代新道德体系的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