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贾家训是整个古代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明以前，虽然在贵族仕宦和儒者的家训中充满了鄙视商人的观念，但不少商人却能自尊自重、敬业乐业和传业子弟。中国古代商贾家训产生于先秦，经过两汉、隋唐时期的积累，至宋代因士商结合而发生转折，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科学地总结与有选择地吸取中国古代商贾家训的经验教训，对当前商德建设是有借鉴意义的。 最早明确肯定商贾家训价值并加以提倡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管仲（公元前645）。亲自教育子孙经商并在商业史、家训上发生重要影响的，当首推春秋时期弃官“下海”的越国大夫范蠡。西汉初年经商致富的任氏，则为后人留下了著名的商贾家约。从春秋到汉初，商贾家训呈现出由商业知识的传授与品德修养的培养相结合的趋势。宋元以后，随着富商巨贾的大批出现及其社会影响的扩大，商贾家训也逐渐兴起，并趋于成熟。以明清时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商人家教的主要内容有： 一、立志从商教育。中国古代商人虽认为人的天赋资质有聪慧与鲁钝之别，但却没有生而知之者。清代山西商人编篡的《贸易须知》指出：“《论语》云：生而知之者也，上。你看世上有多少生而知之之人乎？皆系口传心授而知之。”正是基于这样朴素唯物的认识，他们非常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使他们立志从商。如清代汪淏教导子侄说：“农工商贾亦当立志，凡所作生理，如猫捕鼠，如鸡抱卵，实心实意，不肯放过，此立志也。”（《生意世事初阶》）许多大商人就是在父母教导下经商致富的。山西榆次巨商常万育小时“读书家塾，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后因父亲去世而家计日窘，其“母独命学陶朱术”，要他学商谋生。他遵从母命，前后“经营二十载，家遂丰盈。”（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230页）以商为志而不以士为志，是明清时期商人阶层崛起的心志表现。黟县宏村富商汪定贵在住宅中专建“承志堂”，就是训示子孙继承父祖之业。有的商人居室中贴着“能受苦方为志士，肯吃亏不是痴人”对联，以激励子孙。太湖洞庭山商人罗舜工先祖或商或士，他戒子为士，但归庄(1613-1673)却认为，“然吾为罗（舜）工计，宜专力于商，而戒子孙勿为士。盖今之世，士之贱也，甚矣”。（《归庄集》卷六）当时，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商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已高于一般的“士”，所以教子立志做商人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二、从小学商教育。中国历来有家教宜早的宝贵经验。商贾们吸取了这一经验，教育子弟在少年时就走向社会，学习商业知识。徽州有首民谣：“前世不修，生有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做得生意，儿哪，娘的心头肉；做不得生意，在外成鬼也孤幽。”这些歌词的基本精神，就是父母狠心将孩子推向社会，让他们通过“吃苦教育”、“挫折教育”，在实践中学到商业知识，增加经商才干。晋商也是如此；“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纪昀：《阅徽草堂笔记》卷二三，《滦阳续录》五）学习也大多去小店锤炼。因为“大店本钞大，生意大，气概大，眼眶大。穿的是绸缎，吃的是美味，将上等排场逐日看在眼里，则渐习渐染，嘴馋身懒，岂不误却终身！”小店资本小，“论穿不过布衣，论吃不过淡饭，银子细算，分文毫厘，不肯费用。只讲勤俭，不务奢华。……况且烧锅做饭，上门下门（板），诸般粗活，都要他做。他既受过这般苦楚，见过这等行为，就晓得银钞来于难处，而亦知当家度日。自此人情物理，纤悉明白。”在这基础上再入大店，能使子弟“学问渐高，见识渐远，从前受过磨砺，到此时毕竟超群。”（《生意世事初阶》）许多事实证明，家庭贫穷后来成为巨富的商人，差不多都走过这段苦难的历程。即使富家子弟也是如此，出身富商家的张四教“年仅十六即服贾远游”，后屡获成功。 三、商德教育。古代商贾家训的精华是德训。就是使子弟学会做人，存心良善，以德经商，以调节好与雇主、与伙计、与同行、与债主、与顾客的关系。具体来说，一是以义制利。如明代富商王文显(1469-1523)“尝训诸子曰：‘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汙。故利以义制，……身安而家肥矣，”（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四十四《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二是诚信不欺。有一徽商居室中贴着这样的楹联：“泪酸血咸悔不该手辣口甜只道世间无苦海，金黄银白但见了眼红心黑哪知道头上有青天”，就是警戒自己与教育子孙要诚实经商，不要欺诈奸刁去赚黑心钱。三是买卖公平。“店铺生意，无论大小，……斗斛秤尺，俱要公平合市，不可过于低昂。”（《工商切要》）“宁奉法而折阅（亏损），不饰智以求赢（利）。”（《丰南志·良宦公六十序》）尽量做到廉平，这是诚实不欺的要求与核心。四是辛勤经营。教导子弟勤于进货，勤整货架，勤管店房门窗，勤管帐目。五是俭朴节约。清代富商鲍志道虽“拥资巨万”，但以勤俭严律家人，“其妻妇子女，尚勤中馈篑帚之事。”（《徽商史话》第51页）六是谦恭逊让。清代杭州盐商周世道(1722-1786)训子曰：“居家以孝友为本，处世以和平为先。”（卢文绍：《抱经堂文集》卷二十九）因为和气才能生财。 四、守法教育。训诫子弟依法交纳税款、勿逃赋役。“凡出外（经商），先告路引为凭，关津不敢阻滞，投税不可隐瞒，诸人难以协制，此系守法，一也。”（《士商十要》）明代闽商李晋德也把“榷征莫漏，赋役当供”（《商贾一览醒迷》）作为诫戒子弟的重要内容。指出：“货至榷场，必须实报，毋为小隐，侥幸欺瞒”。即使有人帮你逃税，也是不能讨便宜的。因为赋税劳役“多为九边军需，披坚执锐，苦冒星霜环卫，中土之民，得以奠安。”（同上）“良民”、“良商”有交纳的义务。 依法经商包括不销售违禁商品。“凡犯禁物件，虽明明买来转卖利钱加倍，不可见利贪心，防有官吏兵差人等缉私，不但本利尽失，而且身家性命不保，贻累不浅。”（《营生集》） 五、杜恶习教育。最突出的是训诫子弟力戒嫖赌烟酒“四毒”，做到“五不准”。指出：“嫖赌二事，好者无不败家倾本，甚至丧命。”（《工商切要》）“烟酒最为误事，有损无益”。（《生意世事初阶》）山西祁县乔姓大贾为子弟立下家规：“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220页）由于子弟恪守家规，勤俭经商，故能承继祖业，裕家保泰。与此相反，与乔氏始祖乔贵发共同创业致富的秦氏不重视家教，致使其“子弟吃喝嫖赌，挥霍浪费，渐从（商号）内将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乔家补进，两家一起创办的“复盛公”便归乔氏所有，乔氏家业更加兴旺。再如太谷曹氏家族，传至23代曹克让时，生活糜烂，全家每天山珍海味，男女老少都吸鸦片，每年家用10万元以上，最后由富而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