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德建设是我国当代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社会公德建设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形成和确立社会公德准则；培养全体公民的社会公德意识和遵守社会公德的自觉性。由于社会公德本身的特点和我国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公德建设具有相应的特殊性和相当的艰巨性。 社会公德建设的特点和难度 社会公德建设与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相比较，有其特殊性。社会公德的适用对象是社会公共生活，而社会公共生活与履行公德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直接，甚至有时必须牺牲主体利益来履行公德，社会公德的履行更具有超功利性。不破坏公共财物，不破坏公共秩序，这对主体的利益并无损害，但也不见增加；而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的行为却是以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的，有时还得牺牲生命。这就使人们遵守公德的自觉性更难以树立。履行公德的行为不如履行职业道德那样能带来经济效益，也不如履行家庭美德那样可以拥有一个和睦温暖的家庭。这对于缺乏道德自律的人们来说，他们可能在职业道德或家庭道德上更富有热情和自觉意识。在目前阶段，能够自觉履行社会公德的人还只是少数。 再则，履行社会公德的行为是面向社会、面向公众、面向“陌生人”的，因此，一个人是否履行社会公德，社会对他的道德监督作用并不明显和具体。一个人履行了社会公德，并不能立即受到表扬和鼓励，一个人不履行社会公德，或者违反社会公德，也往往不是立即就会受到谴责。因此很多人并不把遵守社会公德看作是一个人理所当然的品德。社会公德行为对象的宽泛性带来监督舆论的弱化，监督舆论的弱化则淡化人们的公德观念。 在这一方面，私德行为却有很大不同。因为私德的行为对象与私德的行为主体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其间的道德义务也比较固定明确，并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较深的观念。舆论对违反私德的行为的反应也更为敏锐和强烈，因此人们对履行私德的自觉程度更高。因为在习惯上来看，私德行为具有天经地义的性质。而公德却不具备这种性质；既然公德不具备天经地义的性质，对一般人就缺乏约束力，人们也就比较难做到。这也就说明了，履行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德建设的难度更大。 社会公德行为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受环境的影响更大。因为社会公德是在共公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就目前来说社会公德要求还没有达到天经地义的程度，人们在这方面的自律也十分薄弱。这样，社会心理学中所说的“从众心理”在人们的社会公德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众”就是个体所置身其中的人群。如果此“众”有较好的道德素质和道德行为，那么这个个体也就更有可能履行公德，表现出良好的道德行为；如果此“众”没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和道德行为，那么这个个体也就更容易做出违反公德的事来。当这个“众”正在做着合符公德的事或者违反道德的事时，个体就可能直接参与其事。群体的行为对个体有暗示、引导、鼓励、怂恿的作用，个体很容易受群体行为的影响。而遵守和履行公德的行为，见义勇为的行动，也往往会因群体的冷漠或不道德行为而消解。 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与个体相对待的人群往往是临时性的群体，固定性差，约束力弱，人们之间的感情因素也极为有限，所以，这种群体对积极的道德行为的影响力较弱，而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力则要强得多。因为它在道德监督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受到群体的临时性间接性的限制。道德自觉性差的人可能会把“反正别人不认识我”当作借口而逃避履行公德义务或违背公德要求。由此看来，社会公德生活中的从众心理和行为，消极性要大于积极性。 以上我们探讨了社会公德和公德建设的特点：起功利性、弱监督性、乏天经地义性以及从众性，这些特性都是公德建设的不利因素，都说明公德建设与职业道德建设和家庭美德建设相比，难度更大。但是，在不利因素中也存在有利因素：履行社会公德的行为，特别是那种克己奉公、见义勇为的行为，更容易受到社会的赞许和褒扬，这对人们的公德培养有着良好的引导和鼓励作用。 联系到我国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公德建设的难度还在于，历史文化中留给我们的社会公德资源并不丰富。长期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使我们的先民们缺少公共生活，因而也就缺乏公德意识，更谈不上遵守公德的习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又把新中国的社会公德建设及其成就毁之将尽。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不少思想家认为，中国人历来缺乏公德，只有私德。中国人敬重家庭生活，以家庭生活为中心，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生活，不可能产生公德观念。 中国社会历来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以家庭家族为重心，社会就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家庭就是一个缩小的社会，家庭伦理引申为社会伦理和国家统治的政治原则。家庭社会轻个人，强调个人对家庭的义务而蔑视其权利，所以只能产生私德。而公德是在以个人为本位，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为原则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所以中国历来缺乏公德资源。 建国以后，社会公德建设才真正开始。社会公德建设的前提是确立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确立和保障公民的各种权利，然后才能使其履行公民的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在宪法确立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同时，逐步提出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公德规范，如热爱集体、热爱劳动、讲卫生、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等等。在五六十年代，除了某些政治口号之外，许多公德要求也刷写在城乡的墙壁上，以提醒人们遵守。人们的社会公德意识逐步树立起来。 “文化大革命”严重践踏了社会公德，扰乱了人们的公德意识，使社会公德建设遭到破坏。“文革”对公德建设的严重影响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破坏了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二是人们的正直品德被瓦解，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或躲避灾难，人们违心地去说假话，做假事；三是法制观念荡然无存；四是“文革”中滋生了“哥们义气”这种狭隘的流氓无产者的非理性情结；五是使人们对公共秩序、公共环境、公共财产的观念淡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