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人生价值观，指的是青年对人生目的、意义、态度、生活准则等与人生终极目标、理想相关的现象作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它是青年的价值观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将对青年人生观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考察，来展示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及其特征。 （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回顾这一历程，当代中国青年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我们可以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中把握当代青年人生价值观发展的脉膊。 众所周知，从本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中国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社会。在那个政经合一的时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也与社会总体价值观一致。其人生价值的指向是“无我”和“忘我”——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人生价值观发生变异而带有强烈的绝对的排他性。极左思潮在给我们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建设恶果的同时，也扭曲了人的灵魂，塑造了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圣人”价值观。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是一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革命。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政企分开到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的确认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20年来巨大的社会变革，折射出当代中国青年对人生思考的光芒。 如果我们把青年人生观的变化作全过程的分析，便会发现有不同的阶段。一种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发展有四个基本阶段：(1)1980年，主要特征是以潘晓的“人生观”讨论为主题；(2)1981年至1985年，主要特点是开始以一种多取向的、积极的方式和态度寻求新的价值观念；(3)1985年至1989年，主要特征是价值观的高期望值与低评价率之间发生冲突；(4)1989年至今，主要特点是人生价值观趋于现实（谢维和，1993）。另一种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嬗变轨迹经历五个时期：(1)70年代末，价值观的解冻、复苏期；(2)80年代初，价值观的批判，讨论期；(3)80年代中期，价值观的裂变、探索期；(4)80年代末，价值观的冲突、分化期；(5)90年代中期，价值观的筛选、重建期。（杨雄，1997） 上述见解对当代中国青年人生观的发展作了细致而深刻的研究，但事实上各阶段或各时期之间往往很难作出如此细化的科学界定。特别是社会发生的变化与人生价值观变化之间的那种必然联系、那种标志性的相互作用，体现得不够请晰。笔者的意见是分成两个阶段：(1)80年代，青年思考的主旋律是“人为什么活着”；(2)90年代，青年思考的主旋律是“人怎样活得更好”。这样的划分似乎是以时间座标为出发点的，其实不然。笔者的意见恰恰基于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80年代，正是中国大陆在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进入一个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90年代，正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后，中国大陆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在这鲜明的时代背景下，相应地在青年中间发生了有关人生价值观的两场重大的讨论。 第一场重大讨论发生在1980年4月。北京二位化名“潘晓”的青工写信给《中国青年》杂志，发出了“人生的路呀，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信发表后，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短短一个月内，编辑部和作者潘晓收到的稿（信）件达2.5万多件。同年7月《中国青年报》也应读者要求，以“怎样认识人生的意义、怎样找到前进的路标”为题展开深入的讨论。讨论的背后蕴藏着“人为什么活着”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由此形成80年代青年人生价值观变化的开端。一个又一个热门话题，展示了他们思考人生意义的心路历程：关于影片《沙鸥》中的沙鸥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的讨论（1981年）、关于美国影片《冰峰抢险队》中麦克唐纳是否等于雷锋的讨论（1982年）、关于当代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张海迪是否幸福的讨论（1983年）、关于故事片《人生》放映后对“人生”认识的讨论（1984年）、关于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的许文强是否值得学习的讨论（1985年）、关于长江漂流那种冒险精神的讨论（1986年）、关于希尔顿饭店招聘员工事件的讨论（1987年）、关于大学生毕业分配问题的讨论（1988年）等等。 80年代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造自然而然地引发观念的变革。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控制和引导手段，旧的价值体系的动摇并没有导致一种较为成熟的新的价值体系的出现”。（陆建华，1991）新旧观念并存的复杂局面引起人们包括广大青年的思想混乱，理想的人生之梦与现实的生活之路充满矛盾和冲突。广大青年感到不解的是，他们的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以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青年认为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从思想的苦闷、徘徊到孜孜追求一道道有关“形而上”的人生难题的答案，这种不断的探索伴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步提高。当代中国青年对人生价值观的思考通过矛盾和冲突而趋于多元化和个性化。 第二场重大讨论发生在1991年12月。上海一位化名“梅晓”的大学生写信给《青年报》，就“我该怎样选择生活”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实在的有关“形而下”的人生问题。这封来信坦然地表达了当代青年自我选择生活的新的困惑：现代人注定要捧着灵魂生活，既不愿把它交给天使，因为这太吃亏；也不愿把它交给撒旦，因为这太卑鄙。有没有既不吃亏又不卑鄙，既完善人格又不碰得头破血流，既有价值又不失感官生活快乐的道路可走？《青年报》就此发起一场新的有关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虽然这场讨论的影响波及面小得多，但它揭示了新的哲学命题：“人怎样活得更好”，标志着90年代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新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青年》杂志从1991年以来所组织的与上述命题相关的热门话题就有：关于“‘没活干’还该不该拼命干”的讨论；关于“从自身做起顶用吗”的讨论；关于在企业当“一个主人的困惑”的讨论；关于“我的用武之地在哪里”的讨论；关于“我们怎样看待中国新富豪”的讨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