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道德的一个更深因素

——也谈当前的道德“滑坡”

作 者:
成穷 

作者简介:
成穷 四川联合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成都 610064)

原文出处: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道德赖以建立或被选择的前提或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人性及其普遍性;人人关系的“平列”结构样式;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体”和作为选择能力的“自由”。导致中国目前“道德滑坡”的原因有种种,但一个更深的因素就是对上述三方面的消解。文章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最后还就如何暂时缓解和根本改善目前的“道德危机”提出了短期和长期的设想。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1998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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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法分类号:B82

      一

      近年来翻阅报刊,不时有使人震动的词汇或标题闯入眼帘:“道德滑坡”、“道德观念大错位”、“道德在哭泣”、“救救道德”……使人不得不驻目稍览。览之,不免又常常卷入其中矣!

      道德并不玄远。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行为方式。凡生活于现实中的人,都能对今天的社会风气与道德状况有切身的感受。除了特别的处境和心态,诸如人情淡薄、人心叵测、唯利是图、弄虚作假、敲诈勒索、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为报刊所指证的人情世态,恐怕都能为人们所普遍感受到。那些并不视之为经济发展必付代价而处之泰然的人们,把此种状况呼为“道德滑坡”并表示出深切的关注和忧虑。

      不管这个概括和称谓是否恰当,的确存在着由“道德滑坡”这类表述所指称的那样一种道德上的危困状态。

      为了找到治疗之方,于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此种危困状态是如何造成的?对此,人们有种种检讨。比如,有人认为,此种“滑坡”是随改革开放而来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袭,同时也是放松了政治思想方面的教育所致。这当然也是事实。但仔细的阅读会发现,这个说法常常暗含着怀旧的情绪,即高估改革开放以前的道德状况与政治思想工作的效力。诚然,与现在相比,五十、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大体说来还算不错。但是,能否由此证明那时的道德就毫无问题甚至毫无根本的问题呢?政治思想工作确实也起相当的作用,但是,它与道德情操的培养是否就是一回事?它在达到主要目标的时候是否同时也对道德造成某种疏离与消解?进一步言,要克服今天的道德“滑坡”,能否靠单纯的政治思想工作并退回到过去的社会状态?

      有人看出道德与体制有关,特别是与分配的正义有关。制度构造上的缺陷,分配上的不合理,思想上的清一色,比什么都更挫伤人的道德感。王蒙先生在发表于《东方》杂志1995年第5期的一篇文章中,就深刻地指出了指令性经济制度对道德的挫伤与扭曲:

      “它(笔者按:即指令性经济)的假设——人类经济生活的自觉性计划性与高尚性不但是令人鼓舞的,甚至于,我要说是充满诗意的。可惜,最终证明又是自欺欺人的,是脱离了经济活动的客观实际的。趋利避害的盲目性在自觉性,计划性与高尚性的宣言后面伪装着与活动着;私心在公意的大旗下活跃着,理论与实际脱节,伪善的教条与行动上的阳奉阴违,对于个人主动性的抹杀,权力的滥用与对权力的迎合,以权谋私与下有对策,再加上最好的计划也无法摆脱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僵硬与长官意志的夸夸其谈的盲目性……这一切不仅带来经济的挫折也带精神的挫折和道德面貌的扭曲……”

      谁说不是这样的呢?当做与不做、做多做少、做好做坏都一个样甚至还相反时,敬业、勤勉与上进的德性还不受挫么?当磊落狷介之士备受挫折而吹捧奉迎弄虚作假之徒却总是一帆风顺时,诚实与正直的德性还不虚妄么?体制上的缺陷,政策上的失误,本身就在无声无息地、大面积地消解着道德,同时也在破坏着由政治思想工作苦苦垒成的防堤。

      但是,王蒙先生所谈的是指令性经济。那是过去的经济制度。现在不同了,引入了市场机制。道德“滑坡”主要发生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这些年里,因此,有人认为,原因恐怕要到市场经济中去寻找。于是,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讨论便一下热闹起来。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当前的道德“滑坡”是由市场经济与道德的某些不相容导致的。

      这是一个繁难的题目。笔者对之没有深入研究,不敢妄言。但感到要回答这一问题,须做“理论”和“历史”两件工作。要在理论上判断市场经济与道德相容与否,就要说明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成立或运作的基本前提是什么。与此同时,还要说明什么是道德、道德之为道德的前提为何。在找出这两类前提并使之上升为最一般的原则后,方能在抽象的层面上视其是否相容以及如何相容。但尚不仅此。还需进一步分析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是否充分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否还有别的成分,比重如何,这些成分与一般道德的关系如何?另一方面,也许还要分析一般道德的具体形式,即所谈是传统道德还是正待形成的道德,是社会性道德还是个人性道德(注:社会性道德指旨在发挥维持社会现存秩序功能的那部分规范;个人性道德指那些以人本身的成长和发展为目的的行为规范。这一区分很普遍,如亚理士多德的伦理学与政治学,黑格尔的(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柏格森的“封闭道德”与“开放道德”,弗洛姆的“社会内在的伦理学”与“普遍的伦理学”,儒家的“仁的系统”与“礼的系统”,今人李泽厚所谓的“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等等。),是民族性道德还是普世性道德。这样,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就将呈现出极为*

      以上所举几种看法,都深浅不一地揭示出当前道德“滑坡”的一些原因或可能的原因。但笔者以为,还有一个消解道德的更深因素。这个因素由于初看起来十分简单,却反而引不起足够的兴趣和深入的检讨。这个因素即是:对道德借以建立的某些前提或根据的破坏。当然,这主要是从对待的方式或态度提出的,并非与其他因素毫不相关。

      二

      问题一经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注重的就不是具体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信念,而是它们借以建立或被选择到的那些前提或根据。前提或根据是更源始更形上的东西。它们隐隐地制约着道德规范和道德信念的价值取向,同时也间接地规定着主体的道德选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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