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商业道德源远流长。优秀传统商德作为其主体部分，讲究公平交易和诚信不欺，崇尚节俭，反对奢糜，也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和爱国济民。传统商德衍生于古代伦理思想，故探寻二者具体关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对于弘扬国粹，继承优秀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高今天中国商业道德水平，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一、儒家伦理与传统商德 先秦之际，儒学与法、墨、道等诸学的先哲们，怀舍我其谁之志，抱匡世救时之心，竞相向备受社会动乱之扰的人们展示其改造社会的美好蓝图。西汉之后，儒学倍受垂青，处官学地位，而一度与儒学平等争鸣鼓噪的诸子学说受到冷落，地位一落千丈。此后中国社会二千余年的悠长岁月中，达官显宦，士农工商，或富贵，或贫贱，其观念、言行，其道德规范，无不受到儒学的支配和制约。理所当然地，儒家思想对优秀的传统商德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儒家的“义利”观和“天理人欲”观对传统商德的影响最大。义，即道德规范；利，指个人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先秦儒家看来，个人利益当然不可不要，但道德规范却万不可丢。孔子本人就表示过，如有机会发财，他甚至愿当一名市场看门人。这说明他并非无条件地反对获取利益。但孔子不能原谅那种违背道德，不择手段获利的行为。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注：《论语·里仁》。）孔子提出了获利的正当原则，即“见利思义”（注：《论语·宪问》。），要求人们在获利时，一定要考虑此举是否符合道德标准，荀子明确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注：《荀子·荣辱》；《荀子·君道》。）显然，先秦儒家既未义利并重，也没有厚利薄义，而是道德第一，“义以为上”。（注：《论语·阳货》。）孔子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并不反对利的存在，但他对于“利”是视为等下之物的，认为惟有小人才整日考虑它。孔子讲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正反映了他的这种态度。 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阐述，虽始自春秋战国，但直至明清仍在继续和深化，并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越往后世，占主导地位的正宗儒学越强调“义”，越忽视“利”。西汉代董仲舒说：“利者，盗之本也”，“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而言愧之而已，愧之塞其源也”。（注：春秋繁露·玉英》。）宋明理学则把“义以为上”的道德至上论，推向了极端的唯道理论。朱熹认为，“今人一言一动，一步一趋，便有个为义为利在里”。那么，怎样处理义利关系呢？朱熹要求“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着利，必害于义。圣人做处，只向义边做”。朱熹认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明天理，灭人欲”。（注：《朱子语类》卷十二。）在朱熹看来，尽管现实生活中不乏趋利之徒，但人的最高思想境界应如圣贤那般“只知有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注：《朱子语类》卷三十六。）朱熹视义利关系如同水火，彻底否定了人们功利行为的正当性，即便与义不矛盾的功利行为也是不足取的。也就是说，赢利赚钱性质的工作可以去做，但主观上万不可考虑赢利赚钱，不能因其有利可图才为之。 儒家的义利观和天理人欲观，对属于道德规范的义和天理给予了较多的重视和提倡，这种道德至上论乃至唯道德论，对社会发展有副作用的一面，但其积极意义就在于营建了一种重视道德的社会氛围。古代的一些家喻户晓的通俗读物，多讲处世为人道理，其中许多内容都浸透着儒家的道德观。明人撰《菜根谭》，要求人们“利勿在前，德勿在后”；“超越天地，不入名利”；“修身种德，事业之基”。清季的《增广贤文》教人重义轻利：“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人们耻言利，讳言利的同时，也会不同程度地从言论和行动上讲究道德，以不道德为耻辱。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商界利欲熏心之辈和尔虞我诈之举会为多数人所不容和诟病，有利于商业道德的建设。 儒家学说教人去“爱人”。儒家提倡的道德是什么呢？曰仁。什么是仁呢？孔子说：“仁者爱人”。这种“爱人”包括了二层含义，一层是爱亲，即爱血缘之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注：《论语·泰伯》。）另一层是爱亲情以外的他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注：《论语·八佾》。）显然，要实现仁的要求，就应由近及远地爱人，由爱血缘之亲，推及到非血缘之亲的他人。实现仁的途径，孔子设计为“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为“忠”。此外，孔子认为“礼”是成为仁者的重要一环：“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注：《论语·颜渊》。）“礼之用，和为贵”。显然，一方面要去爱亲、爱人；另一方面要讲等级秩序，知亲疏、贵贱、尊卑。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也体现出孔子的爱人精神。孔子说：“独富独贵，君子耻之”；（注：《孔子家语·弟子行》。）天下财富“不患寡而患不均”。 按照先秦儒家的道德设计，人人都各有名分和等级，人人被人所爱，同时又去爱人。“忠君”和“妇随”存在着扼杀人性，否认人格平等的一面，从血缘亲情为基础的、由近及远的“爱人”也有厚此薄彼之局限，但仁所体现的爱的本质却是非常可贵的。这种人伦方案在古代中国深入人心，并在规范人们的行为。读书士人径可直接由圣贤经典中汲取营养，即使发蒙之书和通俗读物也无不教人去爱人。清季的《弟子规》说：“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清代的《三字经》讲为人“十义”：“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从。君则敬，臣则忠”。清季《增广贤文》劝人：“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重定增广》教人“望于天，必思己所为；望于人，必思己所欲”。《菜根谭》提出“忠恕待人”、“信人己诚”。显然，儒家“仁者爱人”的道德理想强调“正己”，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肯定爱心，从具体的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这一切无疑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水准。我们从儒家的道德设计中，找到了传统商德中童叟无欺、诚信第一、谦和有礼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