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质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齐勇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深圳特区报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1998 年 09 期

关 键 词:

字号:

      通过对中国文化基因和古代人生智慧的源头活水之解读、反哺,我们可以进而思考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质。

      一说起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人们自然会想到欧洲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它们极大地解放和复苏了人性和人道,推动了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等等人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奠定了今天仍然成为世界普遍价值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理性、正义、宽容等等。上述启蒙价值在中国的生根及法制秩序的建构确乎是现代化伟业的基石,而包括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之负面的、糟粕的东西必须扬弃。

      同时,当代东西方有识之士都在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并重新估价东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重新反思西方理念,包括民主、自由等启蒙价值的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缺失。例如,讲人权不能不讲责任和义务,法制不能取代一切,更不能与礼乐教化同日而语,讲个性自由必须同时讲群体价值观。吸收各民族自身的政治道德资源和深刻博大的本体论、宇宙观、人生观,解决人的意义世界的危机以及人与天、地、人、我之间的疏离病痛,成为当代世界思想史上的重要课题。

      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危机是物化世界观的泛滥,是物性对人性的宰制。人被自己所制造出来的文化制品所主宰,人从目的的地位下降为工具。功利化、浅薄化、平庸化、狭隘化、市场化销蚀、肢解着人性。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完整性日趋丧失,人的潜能的发展被单一的功能性运作所遮蔽,人与人生存共在的世界及人与天、地、人、物的关系都在恶化。

      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就需要精神安顿。在21世纪里,人们将生活在日益世界化、一体化的社会之中,同时,在精神层面上又日趋追求归乡和故园。人之为人,本来就具有寻求生命意义的意志和力量。当这种求意义的意志遭受挫折时,或者这种求意义的意志被求享乐的意志所取代时,就引起心灵或精神的失衡,从而需要意义治疗。意义治疗的东西很多,儒释道的许多智慧,提供了天、地、人、我之间相互和谐的资源,以及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共存互尊的资源。今天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建设,都有一个消化和重新拥有我们的传统的任务。我们要摒除封建专制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三纲”,转化吸收“五伦”的合理内容,使它变成在尊重个人自由、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道义原则基础上的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和亲友伦序关系,纳入社会主义伦理体系之中。仁爱、忠恕、孝悌、信义、笃实、敬业、宽容、诚信无欺、谦虚礼让、克己奉公、修己慎独、与人为善、勤俭廉洁、刚正不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仍然是我们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中国人“做人”的标准,更是我们各级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基本尺度。在日常生活中,恪守做人之道,体悟生活的意义世界,使我们意识到生活的价值,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并以此安身立命,对每个人来说,仍然是头等重要的。

      中国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它重视人的生命中所蕴藏的追求理想的动力,自觉反省、超升,以成就生命的最高价值。它本质上是人的道德精神,而把知识与权力放在工具的层次。它是推动历史文化的动力和安顿人生的根据。它蕴含了宗教、道德、艺术、教育、哲学等方方面面,从不同层次上发展、丰富自身。这一精神在几千年里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

      中国人文精神是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即不是面对并征服自然的,而是亲和自然,面对社会和个体自身的。这种人文主义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是强调天、地、人、物(包括草木、鸟兽、瓦石)各安其位,融洽相处的。这种人文主义根植于中国原始宗教对于天的信仰,说人不离天,说道不离性,不排斥宗教,而具有某种宗教性,因此能给人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之特点是内在与超越、自然与文化、道德与宗教的和合,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与终极理想。

      中国人文精神落实在人生态度上。它所讲述的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所提倡的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所尊崇的气节操守和道义担当,所重申的做人原则和治世原则,所阐扬的人生目的、意义和价值,在今天仍有开发之必要。其重视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的特色和深度的人生智慧,可以为现代化服务。

      人们不管如何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的各种活动,总需要一种终极的信念、信仰的支撑。这是任何金钱或权力拜物教无法取代的。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总需要有深度的开悟,超越自我,超越生死,得到自在的体验。这样的人才有大智大勇,承担一切的挑战和痛苦,获得心灵的安顿。有了终极承担和终极献身的精神,并且转化成人格,才能有高品质的参与。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者都应当具有一定的信念与情感,能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人们有不同的世间关怀、世间肯定,同时又有不同的超越的形而上的要求,即终极的最后的关怀。其“救民于水火”的信念目标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献身的热忱,虔敬无欺的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信念信仰上的终极承担,都有其超越的理据。重新体验儒释道的精神价值,创造性地加以转化,使它作为当代社会生活参与者的重要精神资源,对于我国现代化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重建,再建崇高,再建理想人格,是我们迈进新世纪的重大课题。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