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群体性隐蔽的审视与思考

作者简介:
吕培亮,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范重庆,华中师范大学 纪委监察处;张莹,华中师范大学 贵州日报报刊社理论部 吕培亮,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年工作、青年干部社会心理;范重庆,华中师范大学纪委监察处,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毕业生就业指导;张莹,贵州日报报刊社理论部,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文出处:
当代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青年群体性隐蔽,从表象上看是隐蔽青年严重化、群体化和社会化的集中体现,是一种反社会和不合社会现象。从本质上来说是隐蔽青年群体在社会变动中多重角色资格建构、解构、重构的外化呈现,是完成社会化人过程中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价值趋向的内在选择。原因主要是家庭存在负能因子、经济带来各种危机和社会衍生负面作用错综交织的结果。目前,这一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不引起重视和有效应对,将对单元家庭、文明社会和民族国家带来多重危机。建议通过打破家庭壁垒推动青年进入社会,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集合作用,善用经济手段为青年提供多样式的帮助。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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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20)05-0107-07

       青年群体性隐蔽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之中,也日益成为我国相对普遍的一个社会化问题。尽管当前中国尚未有对青年群体性隐蔽的专项调查,但基于近年来接触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包括通过其他途径参与相关青年心理问题社会实践,发现青年群体性隐蔽数量呈现出急剧上升趋势。这和当前我国城市“三失青少年”人数处于快速激增状态相一致。遗憾的是,当前国内相关研究对这一群体趋向和社会现象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现象学是20世纪在西方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它不是一套内容固定的学说,而是一种通过直接的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它所说的现象,既非客观事物的表象,亦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或马赫主义的“感觉材料”,而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内的存有。其特点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即通过回到原始的意识现象,描述和分析观念(包括本质的观念、范畴)的构成过程,以此获得有关观念的规定性(意义)的实在性的明证。笔者立足于现象学角度,对中国青年群体性隐蔽进行初步探究,以期为解决这一问题建言献策。

       一、青年群体性隐蔽的表象分析

       对青年群体性隐蔽的表象分析,要从隐蔽和隐蔽青年来把握。隐蔽一词,用中国现代词语“宅”形容比较妥帖,这是一个起源于日本的现象,指青年持续6个月以上脱离社会,长时间撤出大多数社交活动、退缩到他们的生活空间或房间[1]。简单地说,隐蔽一词用来描述6个月乃至更长时间躲避在家,不工作、不上学、不社交的青年。针对隐蔽现象,社会及学界一直给予相对负面评价,认为这与现代社会所期许青年理应富有朝气或者说青年应该有所作为的主流价值观相背离。

       国内外对隐蔽青年研究较少,也存在争议,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隐蔽青年是否为新社会现象。一些学者包括精神医生(芹泽俊介等)认为,未有其他精神疾病症状,而仅仅表现为隐蔽,或者只是坚守自我特性的一种行为表现;另一些学者(Koyama A,Miyake Y,Kawakami N)认为,受现代社会多种压力源与挫败感多重影响,造成心理、精神和情绪等衍生出来的一种新问题,提出隐蔽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是文化相关一种新的综合征。其二,隐蔽青年如何界定的问题。多数学者或固有社会印象认为,达到一定时间不参加社会活动或退缩在家,即为隐蔽青年;另一些学者(齐藤环等)认为,隐蔽青年是符合ICD和DSM诊断标准的精神障碍,或者在排除其他精神疾病作为第一要因外,受学业、情感、社会等因素影响,案主连续6个月及以上处于隐蔽生活状态,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即为隐蔽青年。其三,隐蔽青年如何评判的问题。一些学者(范丹华等)认为,是个别青年对社会不适应状态和越轨行为,是一种严重的社会退缩;另一些学者(陈康怡等)认为,由于长时间与外界隔绝,各种社会化功能受到损害,会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等诸多方面产生持续性消极影响。

       具体到中国青年群体性隐蔽,是隐蔽青年严重化、群体化和社会化集中体现,是这一群体面对多重压力形成的挫败感和无助感,以及受各种因素影响未能及时释放疏解,从而出现心情、心态和心理等一系列问题和不良反应综合症,导致最终长期宅在家中或者躲在密闭空间的一种反社会和逆发展现象。由于中国青年群体性隐蔽,不像失足青年对社会公共秩序产生直接危害,产生消极影响并不直观显现,很少能够引起社会关注或进入大众视野。但是,就其给个体家庭带来的负担、给社会人力资源造成的浪费,以及给区域社会“原子化”产生的影响来看,是无法估量的。从宏观视野来看,是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转换、体制机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价值观念嬗变以及家庭、学校、政府等多种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微观视角来看,是青年自身多重价值趋向和心理影响复合作用的结果,诸如不愿意出门的恐惧心理、急于成功的渴望心理、居家隐蔽的恋家心理,等等。

       当下青年群体性隐蔽正呈现出三大特征或特质。具体来说:其一,趋向性和发展性。青年群体性隐蔽,是这一群体在完成“社会化人”过程中,表现出价值选择、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的一种趋向,如果不加以重视,就会从潜在尚不凸显群体现象发展成日益明显化公共危机。其二,群体性和普遍性。相较过去,隐蔽青年或青年隐蔽比较少,如今已不再是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特有现象,而表现出群体性和普遍性趋势。例如,隐蔽青年最先被认为是日本的特有现象,2016年日本调查估计,日本15-39岁的隐蔽青年达到541000人。[2]日本最早发现,随后中国香港、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地区也屡见报道。其三,消极性和被动性。隐蔽,简单地说是受多种消极因素影响,选择不上学、不社交、不工作,把自己隐藏起来,达到自我保护目的。这是消极避世和回避问题,不应成为青年群体“本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另外,隐蔽大多是被动性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消极性隐蔽,而是迫于无奈选择或被迫自我隐蔽。

       总的来说,隐蔽青年没有反社会动机,极易一直隐蔽下去,如果不加以重视和引导,其他人效仿,极易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性隐蔽,如果社会上无用之人剧增,会酿成公共危机,而且群体性隐蔽的潜在危机比较多,对家庭、社会和国家都将产生多重消极影响。

       二、青年群体性隐蔽的本质

       现象学考察以面向事物本身为出发点,强调对超越之物不做出判断,返回到明证性的意识领域,并在意识领域内部去把握自身被给予之物。现象学考察精义告诉我们,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事物本质,需要去探究。群体性隐蔽是中国青年群体在社会变动中多重角色资格建构、解构、重构的外化呈现,是完成社会化人过程中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价值趋向的内在选择。作为一种非正常社会现象,要透过现象追寻实质,把握其内在的本源性和深层的问题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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