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0)05-0041-09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20.05.004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1]。青年是人口结构中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类群，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社会运动此起彼伏，青年成为街头政治的主体性力量，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如何正确看待青年、如何为青年做出发展承诺，是世界青年政策转型的关注重点，事关社会稳定的总体大局。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如何回应青年的需求，实现青年政策的现代化，不仅对于“强国一代”的青年自身成长至关重要，而且对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引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青年危机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世界，革命性的技术变迁形塑了经济转变与社会脉络，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正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为持续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发展开拓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化的急剧变革和调整进程，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入深水期，世界逐渐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深刻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个体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2]。“大变局”中充满危机与挑战，国际社会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日益凸显，对人类福祉的各种威胁，如环境方面的各种危险，也形成了全球化趋势，贫穷、失业和社会解体也更加严重。自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已经演化为具有传染性的全球性社会危机，青年由于缺乏抵御风险的累积优势和资本积累自然表现出了群体的脆弱性，成为事实上的弱势群体，成为社会结构中受经济危机直接冲击最严重的构成部分。 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全球青年失业率持续升高并长期保持高位运行。2013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在《全球青年就业报告》中以“陷入危机的一代”(A Generation at Risk)来形容全球青年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2020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显示，目前世界范围内有13亿15～24岁的青年人，大约只有41％的人口在劳动组中，并且其中近68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全球半数以上的适龄青年缺少工作[3]。即便在经济水平总体较高的欧盟国家中，青年的境况同样不容乐观。2012年，欧洲委员会议会(PACE)将当代全球化下的青年视为“牺牲的年轻一代”，报告显示，欧洲各地持续的经济不稳定使年轻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失业、就业不足、社会经济不平等、贫穷和社会排斥对年轻一代产生重大影响，其自主性、尊严、福祉和获得权利的机会正在迅速削弱[4]。在欧盟国家内部，西班牙由于资本主义体系结构性危机导致了长期失业率高位走势[5]，青年人缺乏足够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社会排斥和污名化程度加深，年轻人以“Mileuristas”(即“千欧元收入者”，是指每月收入1000欧元，无法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年轻人)一词作为群属标签，后又因危机加重而成为“Ni-mileuristas”(大意为每月甚至没有一千欧元)。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看来，全球化下的风险分配模式具有相当大的“政治爆炸力”，“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在现代化风险的屋檐之下，罪魁祸首与受害者迟早会同一起来”[6]。经济危机导致的全球化风险使得仅有脆弱抵抗风险能力的青年陷入贫穷、失业、种族歧视等生存困境，在不稳定的发展预期下，2011年5月西班牙主要城市街头爆发大规模的青年占领运动，并且在欧洲范围内引发示范效应，“自发和有计划的骚乱和城市抗议活动显示了欧洲青年的愤怒和焦虑”[7]。 青年长时期处于“危机”状态，需要更多的社会性、福利性支持保证青年的持续发展和积极未来预期，然而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主要经济体普遍实行紧缩政策，削减公共预算和福利开支，一定程度上形成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侧国家“缺位”的整体局面，青年的总体福利状况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被削弱。一方面，青年不稳定就业、不充分就业以及失业情况不断扩大，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力下降，青年失业率远高于其余劳动人口，就业总体状况持续恶化，加剧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状况。另一方面，紧缩政策减少了年轻人获得经济资源的机会(如家庭收入减少和就业机会减少)和社会转移支付(如福利国家保障减少)使以往的社会代际团结模式难以为继。总体而言，由于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变革和国家紧缩政策的推行，年轻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过去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的体制设计、家庭支持和社会结构已经被严重削弱。环境的整体变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例如青年群体延误经济独立、延迟成立家庭以及生育率大幅下降，这对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8]。虽然近几年全球经济渐进回暖，但是“青年危机”的境况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青年运动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与过去不同的是，“要面包”比“要自由”来得更加现实和急切。 二、青年危机的应对：生命历程的“断裂”与政策建构中的“青年” 为了应对“青年危机”的挑战，世界范围内各政治实体均做出了“青年发展”的承诺，如何理解这种“危机”，“青年”在政策话语中如何被建构，成为当前世界各政治实体青年政策建构的前提。 (一)青年“危机”的本质：生命历程的“断裂”与“失衡” 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紧急状态和失衡状态，青年危机的本质是规范化、标准化生命历程的“断裂”后的失衡状态。根据生命历程的一般理论，个体在相同生命阶段或同一世代的人会有大致相仿命运，个体的生命历程“是一种有秩序的人生，内含社会定义的事件与角色”[9]。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个体的生命历程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中，“工作”逐渐被置于生命历程的中心位置，Kohli认为在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生命历程被工作时期的标准化所形塑，根据这个思路，Kohli提出了生命历程三阶段观点，分别是青年——准备时期(Preparation)、成年——活动时期(Activity)以及老年——退休时期(Retirement)[10]，呈现出时间流程的序列化。为了维持资本生产体系的运作，加之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公民权利的扩张，公民的生命历程被国家政策或者制度加以规范化和组织化，国家将会为公民预设某种程度的三阶段化“标准化生命历程(Normative Life Course)”，成为切分个体生命历程阶段和模式轨迹的制度性力量。当个体的生命历程被宏观的制度结构力量所形塑时，那么个体性的生命历程，就不再是个人化，而是呈现出一个集体性的制度化趋向。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伴随着不同的社会权利与义务，一系列宏观层次构件与要素的迭变尤其是制度或政策的发展将影响到个体生命历程中生活事件的决定、生命轨迹与阶段转变，例如国家以法律和政策形式控制、扩张教育，规范劳动力市场，渗透家庭生活，为不同阶段的年龄群体面临的社会风险(青少年时期的失养、工作时期的失业及老年时的疾病、劳动力丧失等)提供制度性保障，使得生命历程阶段的转化或者轨迹的移动有着高度的确定性、稳定性以及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