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价值或东方价值是近年来东西方共同感兴趣的一个热门话题。究竟有否大一统的静止的亚洲价值，抑或这仅仅从修辞学角度说才有意义？本文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于东西方流行观点的独特看法。在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否定有所谓“亚洲价值”后，作者还具体分析了日本和中国的有关价值思想，认为西方可从东方哲学中学到许多经济伦理学教益。本文对我们了解东西方价值研究的新动向，重新审视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企业文明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亚洲市场的发展，企业界和哲学家对所谓“亚洲价值”的兴趣也相应地变得浓厚起来。人们认为，如果西方企业要使开放日本、韩国和中国市场的谈判成功，就必须了解亚洲价值及其伦理体系。实力政策在对亚洲价值发生兴趣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随着这些发展中国家财富的增长，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愈益举足轻重。西方人现在不得不刮目相看亚洲人，并尽可能去了解他们。加之，随着亚洲市场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仅仅由于西南亚政府决定哪些企业、按什么条件进入本国市场的事实，就使这些政府的权力变得炙手可热。发言权连同这种市场进入控制权已经引起西方的注意。 尽管现在谈论亚洲价值变得很时髦，但这个措辞究竟指什么却远非清楚。在本文第一部分，我将论证：1、 这种价值是否存在很值得怀疑，它实际上只是一种修辞说法；2、必须考虑使用这种术语的伦理学；3、最好还是具体论及在一定国家（例如日本、韩国、 中国等）由一定思想家所阐明的某些伦理思想。在第二部分，我将取两股思想——日本著名伦理思想家和辻哲郎（Watsuji Tetsuro）（注： 日本近代伦理学家，其三卷本《伦理学》（1934—1949），形成日本近代伦理思想上最庞大的伦理体系，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现代伦理思想的发展。）和孔子的伦理观点为例，证明他们的许多思想对企业行为以及我们用以评价这种行为的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亚洲价值”的修辞说法 亚洲价值是否存在或能否存在很值得怀疑。“亚洲”一词指的是一个极为辽阔的地域。它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以及归属在这个名称下的其余东南亚和西亚国家。前苏联历史上也被欧洲人视为亚洲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东亦不例外。例如，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一直把波斯和腓尼基称作亚洲帝国。假定亚洲地域极为辽阔广大，如人们所预料的，那里极为多样的各种文化几乎表现了每一种世界宗教：佛教、儒家（西方一般视儒家为崇拜祖先的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我们虽能划出某个地域，贴上“亚洲”标签，却很难确定所有这些不同文化可能共有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验明一套“核心”亚洲价值。即便这个地区里存有一些广泛认同的价值，它们也并非静止不变。亚洲价值也会如同西方价值一样，随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西方价值与亚洲价值的对比，造成两者似乎是永远对立的不幸后果。例如，这种区别通常将西方个人主义与亚洲集体主义及依从权威对立起来。然而，正如明尾川户所指出，西方人并非一直如今日这样热衷个人主义。中世纪的欧洲人远比今日的他们要团体化。亚里士多德证明，希腊城邦由所有成员都服从一个领袖的部落组织演化而来。随时间的推移，亚洲可能变得更“个人主义的”，西方也可能更“部落的”或更“团体中心的”。没有哪个文化是封闭的，如玛利·米奇利所论证的：认为文化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那就完全误解了文化及其进化。一种文化的进化是通过同其它文化的接触，并在后者的促进和影响下达致的。换言之，“亚洲价值”也可能是“西方价值”（反之亦然），也可能复又“亚洲价值”。因此，即便曾有过一套确定的核心亚洲价值，非历史地对待这些价值也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假定我们西方人称之为的“亚洲”地区的文化极为多样，文化价值又是变动不居的，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怀疑现在、过去或将来是否有这样一套大一统的静止的亚洲价值存在。这并不否认，这地区的一些国家的某些领导照样求助于亚洲价值。但必须批判地评价这种出于修辞目的的求助。 一方面，诉诸亚洲价值可看作是朝第三世界国家行使它们的自治权而跨出的一个肯定步子。过去20年里，东方学者和思想家对西方有关东方的解释提出了挑战。他们论证说，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学术界一直把东方（包括西方人称作的“中东”和“远东”）各民族说成是完全异化、神秘和落后的。对东方的这种解释反映并支持了殖民统治。这些不同地区的人民不被允许有权描绘他们自己、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他们的价值以及他们的历史；相反，却让西洋人来告诉他们自己是谁。西洋人的战略窒息了对殖民地权力的任何异议和挑战，带来了镇压和种族灭绝。 殖民政权一向认为自己是“开明的”，其他国家或部落则是“原始的”。“启蒙运动”如同一盏强烈的探照灯，照亮了许多重要的西方价值——个人之不可剥夺的尊严、人民选择其政府的权力、人类主宰其环境的理性能力。然而，也正是这用于呈现西方尊严和权力行为规范的同一盏灯，却对那些在其它地域的人民，对那些常常具有不同抱负和价值的人民，投下了一条极长的阴影。因此，这盏灯并不能照亮它自身的盲点——这条巨大的阴影。因而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的核心就在于西方关于伦理学和政治学思维，它揭示了：对那些没有、也不能真正了解被统治者的西方人来说，断言他们的牺牲品不应当存在是如何轻而易举。在此意义上，康拉德笔下的征服者库尔茨的结束语——“消灭这些畜生”——可看作是对殖民政策和殖民遗产的简洁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