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乌与鸱鸮在生物界都是极平常的鸟类，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扮演了颇不寻常的角色。通过对以慈乌、鸱鸮为对象的古代传说、民间俗信以及语言喻象的考察可以发现，二者正好从正负两极昭示了中国古代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孝。而这种现象本身又表明了古代中国人观照自然的一种独特方式——比德。 一、慈乌反哺 慈乌，学名寒鸦，是鸦科鸟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相传寒鸦能反哺其母，所以被视为孝鸟，又称孝乌、慈乌、慈鸦、哺公。《禽经》云：“慈乌反哺。”西晋束晰《补亡诗·南陔》云：“嗷嗷林鸟，受哺于子。”《尔雅翼》云：“乌，孝鸟也。始生则母哺之六十日，至子稍长，则母处而子反哺，其日如母哺子之数，故乌一名哺公。”唐代大诗人元稹、白居易的倡和诗《大嘴乌》、《和大嘴乌》曾盛赞慈乌的反哺尽孝。白居易的《慈乌夜啼》更对之格外称颂：“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并把慈乌比作“鸟中之曾参”（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曾参“通孝道”，“作《孝经》”）。在古人看来，慈乌反哺是尽孝报本，感恩戴义，具有道德价值，而乌鸟、乌哺也因此成了一种固定的语言喻象，用来指代奉养父母的情怀。如《文选》晋李密《陈情事表》：“乌鸟私情，愿乞终养。”注引葛龚《丧伯父还传记》：“乌鸟之情，诚窃伤痛。”《魏书·刑峦传》：“乞归待养，微展乌鸟。”宋苏辙《次韵宋構朝请归守彭城》诗：“马迟未觉西南远，乌哺何辞日夜飞”等等。 乌为孝鸟，同时又是神话中的太阳神鸟。在古人看来，这两种角色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神性联系。《春秋纬》云：“乌孝，乌何知孝？乌，阳精，阳，天之意。乌在日中，从天以昭孝也。”这就是说，作为太阳神鸟的乌而反哺其母，是禀承天意以昭示孝道。尽管这是一种谶纬神学的解释，但却使反哺之乌更具有了神秘色彩，并进而成了一种孝感的神迹，所以《瑞应图》把乌视为“太阳之精，至孝之应”。《玉历通政经》云：“三足乌，王者慈孝，被于百姓，不好杀生则来。”《古今注》云：“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参锄瓜，三足萃其冠。”今浙江义乌，秦称乌伤，汉名乌孝。《水经注》卷40引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说，其地有名颜乌者，以孝著闻。有群乌助衔土块为坟，乌口皆伤，因以乌伤为名。《宋史·何保之传》也有一则孝感故事：“保之有至行，母卒，负土成坟，庐于其侧。日有群乌飞集坟上，哀鸣不去。”乌的出现成了上天意志的符号表征，成为上天对人间孝行的肯定和褒奖。 二、鸱鸮食母 鸱鸮，又作鸱枭，或单作鸮。《毛诗后笺》说：“此乃今人所呼夜猫。”其实也就是所谓“猫头鹰”。相传鸱鸮食母，所以被视为不孝之鸟。《说文》云：“枭，不孝鸟也。枭食母，破獍食父。”北齐刘昼《刘子新论》云：“炎州有鸟，其名曰枭。伛伏其子，百日而长。羽翼既成，食母而飞。”《尔雅翼》解释说：“盖稍长从母索食，母无以应，于是而死。”清代徐崑在《遁斋偶笔》中记载了一段见闻：“余尝居北阿镇小寺，寺后乔木数株，有枭巢其上，凡生八九子。子大能飞，身皆与母等，求食益急。母势不能供，即避伏荆棘间，群子噪逐不已。母知必不能逃，乃仰身披翅而卧，任众子啄食，至尽乃散去，就视惟毛嘴存焉。”言之凿凿，很可能实有其事。枭鸟食母，大逆不道，所以被古人视为不孝之鸟，并且常常和食父的不孝恶兽破獍相提并论，合称枭獍，或作枭镜，作为一种固定的语言喻象，用来指代凶残不孝、忘恩负义之人。如《魏书·萧宝寅传》：“背恩忘义，枭獍其心。”《宋书·明帝纪》：“肆枭镜之祸，骋商顿之心。”《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永宁寺》：“若兆者，蜂目豺声， 行穷枭獍。”《文馆词林》卷662 魏收《后魏孝静帝代元神和等诏》：“了无犬马之识，便有枭獍之心。”等等。 枭鸟“竟然会吞吃自己的母亲”（注：[法]让·谢瓦利埃等：《世界文化象征词典》，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以孝顺为道德准则的中国人气愤的了”（注：[美]W·爱伯哈德：《中国文化象征词典》，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所以古人在民俗活动中表现出必欲杀之、绝之而后已的态度。传说黄帝“欲绝其类，使百姓祠皆用之。”后世天子则“于岁始祓除凶灾，取以解祠黄帝。”（《埤雅》）这种杀枭以祭之俗直至汉代尚有流传。《说文》：“枭，不孝鸟也，日至捕枭磔之。”“日至”即夏至，磔枭则是为了制作枭羹。《汉官仪》云：“夏至赐百官枭羹，欲绝其类也。夏至微阴，始起育万物，枭害其母，故以此日杀之。”《史记·封禅书》如淳注云：“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作枭羹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食之也。”五月五日与夏至大致相应，磔枭作羹，御赐百官，实为杀枭以祭古俗的遗象。枭字的文字构型也反映了这种古俗。《说文》说枭字“从鸟，头在木上”，《遁斋闲览》说，“以其食母不孝”，所以古人既磔枭以祭，“又标其首于木”，以警世人，“故后人标贼首以示众者谓之枭首。” 三、禽兽比德 古代中国人有一种观照自然的独特方式，他们习惯于用自然物象与人“比德”，不仅用山水比德，也用禽兽比德，即把动物的某些生物特性与人的道德观念相比附，赋之以人的某种品德，形成了一种“兽德观”。所谓“兽德观”其实也就是在禽兽身上展示出来的人的道德观。如《增益经》说：“孔雀有九德，一颜貌端正；二音声清彻；三行步翔序；四知时而行；五饮食知节；六常念知足；七不分散；八少淫；九知反覆。”《韩诗外传》说雄鸡有五德：“头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春秋繁露·执贽》认为羊有三德：“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啼，类死义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说文解字》说：“狐有三德，其色中和（态度平和），小前大后（群行时小狐前导，老狐居后），死则首丘（喻不忘本），谓之三德。”这种“禽兽比德”的观照方式，实质上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价值观的一种具体表现。中国古代的自然价值系统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价值系统。古人认为伦理道德的规律和自然的规律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宇宙中的自然万物都含有道德价值，所谓“天人合德”。所以他们往往不从知识的途径去探索和认识自然万物，而是用伦理道德标准去契悟和审视自然万物，将自然万物道德化，赋之以一定的道德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