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是指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生活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系统。在欧洲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占社会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是被亚当·斯密称之为“重商主义”的体系。那么，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包含哪些内容？它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那些启示？这将是本文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一 所谓重商主义，是指一些较松散地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它们约从1500年也许直到1800年流行于西欧国家及其海外附属国。英国的重商主义通常都从1485年英王享利七世即位之日算起，而远在该日之前，就有重商主义味道的声明和措施。英国重商主义的高潮要算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时代，历经17世纪和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上半期，若干主要的重商主义立法才从英国法典中撤销。在西班牙，16和17世纪是重商主义表现得最完整的时期。在法国17世纪后半期执政的柯尔贝尔内阁显现了推崇重商主义的高峰。 一般认为，重商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一国的财富必不可少的是金、银等贵金属。一国如果没有贵重金属矿场，就应通过贸易来取得金银。 第二，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即出口必须超过进口。早期重商主义主张用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或不买来积累货币；晚期重商主义则主张利用贸易顺差来达到积累货币的目的。 第三，殖民地和母国之间的商业应由母国所垄断。殖民地不得发展制造业，只可作为母国出口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供应地。 重商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容之一是推崇最大限度地攫取和占有金银。1231年德皇腓特烈二世铸造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第一批金币。从1335年到1663年，英国多次制定法律，规定不许任何人“把金镑带出英吉利王国”。英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约翰·黑尔斯早在1581年写的《略论英国政策》一书中就指出：“金钱是你想得到的任何商品的货栈，……因为它可以保存的时间最长而不致腐蚀或损坏，在往来携带进行一切交易时最为简单便捷，而且如果它是金币或银币，那就可以到处流通。”〔1 〕法国最著名的重商主义实践家柯尔贝尔更是坚定地认为：“国家的强大完全要由它所拥有的白银来衡量”。〔2 〕他制定和实施了一套完整的重商主义政策，尤其是大力发展官办手工工场，认为这是防止金银外流，以免邻国富有的唯一办法。德国最著名的重商主义者霍尼克在1684年提出富国裕民的九大通则，其一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发掘黄金和白银；其次是“无论是从本国的矿里开采的，还是由于工作上的努力而取自国外的黄金和白银，一旦既已存在于这个国家，那就应当尽可能地在任何情况下或为了任何目的也不让它们流出去。”〔3 〕“买一件东西，与其付出1元钱而使这1元钱流出国境，倒不如付出两元钱而让这两元钱留在国内。”〔4〕 重商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容之二是在消费道德观念上，推崇使用国货，反对输入各种奢侈品和其他外国商品。 沃尔特·明钦顿在《1500—1750年需求的类型与结构》一文中指出：“1500— 1750年这一时期是一个商业革命的时期，是欧洲的贵族讲排场、摆阔气的时期。”〔 5〕“在这 250年中，铺张浪费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假发之昂贵令人瞠目结舌，穿戴之奢华使人望尘莫及。”〔6〕而从16世纪至18 世纪，奢侈行为一直受到重商主义者的口诛笔伐。1581年，约翰·黑尔斯就指出：“我感到惊奇，居然谁也不注意从海外运来了多少不值钱的东西，而那些东西我们是完全可以省掉的，或者是可以在国内自己制造的；为了那些东西我们每年花了无数钱财，或者给外国人换走了他们所必需的大批货物，而这些货物我们本来是可以卖大价钱的。”〔7 〕他坚决反对进口的商品包括：镜子、酒杯、窗用玻璃、罗盘、桌子、纸牌、网球、玩偶、角制墨水瓶、牙签、手套、小刀、钱袋、饰针、服饰用的金线和银线、钮扣、针编花边、陶罐、鹰脚铃以及白纸等成千种商品。他指责经营上述奢侈品进口业务的商人“确实只是使国内的钱财陷于枯竭”〔8〕。 曾任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的著名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也指出：“如果我们认真节约，在饮食和服饰方面不要过多地消费外国货，同样地也可以减少我们的进口货。在这一方面，因为风尚屡变，经常更改，所以大大增多了浪费和开支；这类恶习现在在我们之间确是骇人听闻，较先前的时代尤甚了。”〔 9〕他严厉批评当时的奢侈之风是一种自毁国力的行为。他说：“因要装点门面和其他种种奢侈浪费的缘故，使我们浪费的进口货的价值，超过了我国财富所能胜任的程度，而且也不能用出口我们自己的商品来抵付——这就是一种滥花滥用不自量力的人的品质。”〔10〕为此，他呼吁要严格执行反浪费的法律。 重商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容之三是在社会公共品的生产与消费方面，提出了原始的经济公平思想。从中世纪末开始，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公共权力者阶层的开支也急剧上升。由于是国家的首脑、部长、官员和议员，那么，他们的住宅都必须合乎他们的身份。政府一旦有什么典礼或仪式要举行，那种豪华场面充满了贵族气派。 例如， 法国国王在1542年所挥霍的费用达327.5万利弗尔，在路易十四时代， 被挥霍掉的费用达到2880利弗尔。此外，政府的公共开支也急剧膨胀。如从16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的头10年这段时期，英国王室在战争期间的开支从每年五六十万镑上升到 600多万镑，其中有2／3用于军费。在另一方面，原先统治欧洲的教会势力不甘心在与国家权力上升的竟争中败北，也拼命扩大开支以捍卫自身的影响力。“尽管由于国家的权力不断增强，使教会的权力受到了威胁，但仍未丧失其重要性。大大小小的教堂与各式基督教建筑物相继耸立起来，通过人们的施舍与捐赠，欧洲的一部分购买力被转而用于扩大教会的财源。”〔11〕重商主义者们对上述公共品生产与消费中的不合理现状提出了批评，并由此表达了他们比较原始的经济公平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