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原著”是文本学和文献学研究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也不能例外。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研究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创新和转换呢？其一，本文所指代的创新是指研究方式方法的创新；其二，本文所指代的转换是指研究视域侧重点的转换。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并没有逾越“忠实原著”的文本学和文献学研究原则，但就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的历史而言，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确实又经历了三大方法论意义上的范式创新和若干次的转换。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三大范式创新，即“文本文献考订化”的范式创新、“文本文献解释化”的范式创新和“文本文献时代化”的范式创新。这三大创新十分明确和清晰，但若干次转换却不容易被理解。“文本文献考订化”范式、“文本文献解释化”范式和“文本文献时代化”范式，没有孰重孰轻的区别，只是存在研究重点的差异。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的实际状况看，“文本文献考订化”范式、“文本文献解释化”范式和“文本文献时代化”范式经常处在相互变换和转换之中，正是因为这种变换和转换，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经历着方法论创新背景下的若干次转换。 一、“文本文献考订化”的方法论创新 “考订”，即是指考据订正。“文本文献考订化”，也就是指以文本、文献为依据进行对比、考证研究。对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经典文本、文献本身，是需要作出历史的、具体的鉴别和考证，以求最大限度上恢复文本、文献的真实原貌，接近经典作家的原始思想。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进行“文本文献考订化”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且意义重大。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的多种版本的问世，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翻译和出版，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文献学的考订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并在此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与创新。限于篇幅，本文只选择《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研究。 不少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写作时间以及整个完成过程进行了大量的考订工作。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表达了自己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在原先的研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开始写作的时间被确定为1845年9月，而最新的资料显示，手稿的动笔时间应为1845年11月。恩格斯关于该书第二卷所作的补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于1847年初完成”。①之所以张一兵会这么认为，是因为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写作的历史背景、直接导因等一系列文本、文献考订的研究结果上的。在张一兵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与《维干德季刊》第3期的发表有关，即是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直接导因。张一兵分析指出，马克思所写的《神圣家族》书，出版后并没有立即得到鲍威尔等人的直接回应。直到《维干德季刊》第3期发表，才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期待的鲍威尔等人的文章，如布鲁诺·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施蒂纳的评论者》以及《布·鲍威尔或当代神学的人道主义的发展、批判和特点描述》等文章。鲍威尔等人批评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思想实际仍是对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而费尔巴哈也并没有与黑格尔思想真正划清界限，实质与黑格尔所倡导的“绝对精神”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实际上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已经转向了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在这样的理论争战中，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他们“不得不重新直面旧哲学，一方面通过自我反思和批判，辨明是非，弄清问题，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另一方面全面建构新世界观的理论逻辑，从而彻底地将自己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界划开来。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写一本书来实现这个目的，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直接导因”②。因而，在这种历史性的分析和对文本、文献的考订基础上，张一兵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始写作时间是在《维干德季刊》第3期发表之后，而《维干德季刊》第三期是在第四季度发表的，大概是在1845年10月16-18日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此前写成了一篇批判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篇文章的小文，后经过马克思的深入研究，起草了一篇深入批判性的文章，而这篇文章是打算发表出来的。赫斯在1845年11月带回消息说鲁道夫·雷姆佩尔和尤里乌斯愿意资助其出版，因而，这一消息可能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已写成的草稿性文章最终写出来。因此，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文本文献的考订，可以确定《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时间应是在1845年11月，订正了以往关于写作时间的观点，不得不说这是文本文献考订化研究的一个创新和突破。 诸多学者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理论逻辑、编排顺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订研究。聂锦芳在所著的《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研究。书中认为“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来说，不仅写作过程断断续续，几经周折，最终作者留下一部由若干写法不同、各章篇幅不均的手稿、誊清稿和刊印稿等构成的相对松散的著述；进一步的考察还会发现，这些遗稿在以后的岁月中保存地点多次转换，有的散落，有的受到‘老鼠的牙齿的批判’，有的字迹也变得模糊不清，尤其是经过不同保管者的手之后，他们都进行过不同方式的编码、归档以及对其内容的逻辑处理，手稿从零散发表到全书出版，费时近90年，其中的《费尔巴哈》章更出现了多种结构编排不同的版本，近年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小组’又提出新的编排设想以及编排顺序”③，因而，聂锦芳着力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保存、整理、翻译、编排顺序以及刊布情况等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在书中也单独用了一章来说明对该文本的一些考证成果。该章结构与内容为：第四章文本命运与版本源流：一、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的刊布情况；二、遗稿的保存、归档情况；三、从零散刊布到全书出版；四、《费尔巴哈》一章的不同版本；五、MEGA[2]的编排设想以及编排顺序；六、版本考证与文本解读、思想阐释的关系；附录：《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情况一览表。从此章节的结构和内容看来，作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文献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分析，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历史背景、文本情况、思想逻辑等方面奠定了基础。在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编排顺序过程中，聂锦芳发现不同版本之间虽然有所不同，但是除第一卷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以外，其他章节的编排顺序差别并不大。因此，聂锦芳首先着重对《费尔巴哈》一章的探索和分析。经过对原始手稿的整理，聂锦芳发现，“除《序言》外，《费尔巴哈》章由5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即有5份手稿。第一、二、三手稿是全章的未誊清稿，第四、五两个手稿是两个誊清稿，即第一誊清稿和第二誊清稿。就《费尔巴哈》章手稿留存的情况看，有三种笔迹的编码，即恩格斯、马克思和伯恩施坦的编码，有几张没有编码。恩格斯的编码，被马克思在校订手稿时划掉了。这五个手稿的编码情况如下：第一手稿，恩格斯的编码是第6-11页，马克思的编码是第1-29页，其中缺3-7页，恩格斯的1页相当于马克思的4页。第二手稿，恩格斯的编码是第20、21页，马克思的编码是第30-35页。第三手稿，恩格斯的编码是第84-92页，马克思的编码是第40-72页，其中缺36-39页。第四手稿，即第一誊清稿，共5页，这个手稿的第1、2页的文字和第二誊清稿的相应部分相同(只有个别不重要的词不同)。第五手稿，即第二誊清稿，共16页，恩格斯的编码第1-5页。”④因遗稿复杂的流传情况，导致对该章的编排顺序上出现了诸多版本，聂锦芳整理和总结出了影响力较为突出的七个版本，分别是：梁赞诺夫版、阿多拉茨基版、巴加图利亚版、新德文版、MEGA[2]试编版、广松涉版、英文版，对各个版本的具体编排情况进行了说明、比较。这个对文本、文献的考订研究，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证明材料。聂锦芳着重分析、总结了MEGA[2]版本的编排设想和编排顺序，“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年鉴》收录了按照上述思路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1、2章。它被视为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版的‘先行版’。在排版方式上它遵照原始手稿的对折模式，并且使用不同字体凸显马克思加的着重号。在页码上在每一段文字的相应部位只是标注了马克思的原始页码，对于恩格斯标注页码和马克思标注页码的关系放在文章后面的解释中加以说明”。⑤聂教授正是基于对此版本的《费尔巴哈》一章排序问题的考订研究，认为这一版本相较于以往的各个版本，最大可能地维持了原始手稿的本来面貌，即不再以编译者的认识意向来进行编排，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在尊重和把握文本真实性的基础上，研究能够更有说服力和有效性。以上分析表明，当代中国诸多学者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在文本、文献方面力图符合历史原意，而且在文本文献考订化方面的创新研究极具价值和意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也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的内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