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论纲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立胜,周丹,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王立胜(1963- ),男,山东莒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丹(1985- ),男,湖南石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原文出处: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富成果,要求我们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提炼更具标识性的概念范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加快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为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作出贡献。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2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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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0)04-0070-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07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现实的运动过程,也是理论的生成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新进展。历史和现实都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新的系统的理论概括,提炼更具标识性的概念范畴。因此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加快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

       一、为何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也是“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从中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马克思出生在德国,马克思的思想诞生在欧洲,马克思的事业在中国得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最闪亮的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科学性、真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证明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科学性、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富成果,要求和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诞生。

       (一)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概念表达,强调的是“中国化”和“中国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中国”只是一个地域范畴。譬如,就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来说,1899年2月马克思及其学说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最先引入中国。20世纪初,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等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把马克思主义持续引介到国内,但是发生的实际作用很有限。这些历史事实只表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来到了中国,并不能表明“中国化”,也就不具备“中国性”。在五四运动中,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学习运动和宣传运动。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寻找“救亡和启蒙”的一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新曙光,人们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外看到了另一种社会解放的可能性。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指受俄国十月革命感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实践探索,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思想体系的开端。②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作区分,关键在于是否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段时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裂为所谓“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提出“政治淡出、学术凸显”,如此一来,就成了“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不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陆剑杰对此提出三点区分标准: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当作学术来研究,而不结合中国实践、中国问题,这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结合中国自古代以来的优良哲学文化,不具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性格,这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人民的实践智慧不予置理,不对这一实践智慧进行理论升华,这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深湛哲学修养的领导人和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家持续合作,共同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③譬如,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内涵、邓小平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内涵、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冯契的“智慧说”、李景源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等一系列重要论断,提出中国梦、“四个自信”“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充满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

       (二)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总概念,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为内容,构建知识化、系统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区别。汪信砚概括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错误观点:一是“异端”论,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二是“复制”论,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制品”,是“非中国的”。④对“异端”论和“复制”论的回应,就是要亮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份,并且在学科的意义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示区分。

       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譬如,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事物的矛盾运动、认识的能动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等等。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是称作“马克思主义”,而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具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涵,甚至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相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性”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理论,是对中国实践的理论表征,是对中国问题的理论回答。“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思想场域是“西方的”,试图解决的是“西方的问题”,尽管它可能具有“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但显然不是从“中国”出发,以“中国”为归宿的。譬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哲学就难以解释中国城市不存在“贫民窟”的事实,因为它本身不以中国问题为真正的出发点,所以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对接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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