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这一变革时代可谓意义非凡。对此，中国哲学界从不同视角给予了高度评价。有学者从思想解放视角出发，认为这是一个通过反思苏联模式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进而走向学术开放的时代；有学者从学术功能转换视角出发，认为这是一个通过客观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功能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有机统一的时代；还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视角出发，认为这是一个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变革、促发研究论题开新的时代。总之，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学术思想、研究理路到社会功能均发生整体变革的时代，且所有变革皆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为逻辑起点。从学术演进脉络看，尽管“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序幕”，但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哲学研究并未能充分彰显其时代意义和革新价值，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才在继而兴起的中国现代性研究中被系统展现出来。那么，实践哲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性研究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中国现代性研究的深层意义何在？它对中国理性思维方式的建构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面对并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鉴于此，本文以中国特色理性思维方式的建构为主线，考察实践哲学的内在结构及其在中国的开展，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实践哲学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热”之后，朝着两个方向发展起来：一是回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力图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寻找实践哲学的内在理路，建构中国的实践哲学理论框架；二是继续沿着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哲学研究路向前行，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发展，揭示它的内在逻辑及其对建构中国特色理性思维方式的意义。相较而言，后一个方向的研究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但存在相当的难度，即要在研究资源严重缺失的情形下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形态。于是，梳理和探究西方实践哲学的理论资源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发展的影响，就成为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实践哲学是一种探究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及其法则的哲学。这种哲学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产生，却始终处于下风，无法与理论哲学相匹敌。究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人文科学的基础，没有建构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理性体系。直到18世纪，实践哲学才在新兴的历史哲学研究中找到了建构自己哲学理性的路径。意大利启蒙哲学家、历史哲学创始人维柯在探究人的心灵活动中发现，笛卡尔在用自然科学方法解释人的心灵活动时，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哲学陷入了矛盾和荒谬。这一事实证明，自然科学方法只能说明自然界的规律，而不能说明人的心灵活动，更不能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因此，哲学若想说明人的心灵活动进而揭示历史规律，就必须进入人类活动之中，研究民族生活的整体。于是，维柯提出了历史哲学的原则：“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①根据这一原则，维柯以荷马为原型，考察了古代原始初民的“诗性”智慧，建构了科学的批判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观点是，应当把民族文化看作一个整体，考察该民族的语言、文化习俗、经济、政治制度、艺术、科学、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以此解释人的心灵活动的起源和性质，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正是通过运用这一方法，打开了实践哲学的研究空间，并为通过实践哲学研究建构普遍理性奠定了基础。19世纪至20世纪的历史哲学、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生命哲学、文化哲学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这些哲学流派的研究思路不同、研究方法各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人文科学给予了哲学的论证，并把它提升至人类理性的高度。伽达默尔就是根据这一特点，把这些哲学统称为实践哲学，认为这些哲学既重新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②，又在批判近代科学理性的同时恢复了实践理性的本来面目，因而体现了当代的人类理性精神。他说：“真正说来理性的德行并非只是要实现人类生活的一个半圆，而是应当能支配给人类打开的整个生活空间，也应当能支配我们的一切科学能力和我们一切的行动。”③伽达默尔的这一概括既揭示了当代实践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证明实践哲学有着悠久的哲学传统，又指出了实践哲学的当代特征，即将人文科学提升为形而上学，使其成为主导当代人思维和行为的理性精神。④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不可能完全不受当时西方历史哲学的影响。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探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突破了所处时代的哲学思维框架。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沿袭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路径，或考察原始民族的文化，或作思辨的形而上学研究，而是把历史哲学研究与考察工业文明的进步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科学”⑤，亦即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强调自己的“历史科学”既是对历史哲学传统的继承，又具有自己的文化品格。概括起来，这一文化品格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批判性。这里所说的批判性并非个人情感的宣泄，而是立足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理性批判，因而它所建构的是批判的历史理性。二是把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强调每个民族都必须而且只能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中获得自己的现代性，从而使本民族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强调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又需要通过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来实现自身。正是基于这两个特点，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走上民族化道路，进而形成了“东方的”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工业理性批判的学术理路，发展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在东方，列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有机统一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通过研究物理学革命的认识论问题和分析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发展了恩格斯的认识辩证法，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主义传统。 历史地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既受到列宁哲学的影响，也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的时间和力度是存在差异的。从中国理性思维方式建构的角度看，这种影响不是共时性的，而是历时性的。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主要以列宁的认识辩证法为蓝本，创造了具有强烈的科学主义特征的实践的认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参照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所开创的历史辩证法，开始探索中国独特的实践哲学研究路径。某种程度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并非都是实践哲学的，但实践哲学无疑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引领了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经历了研究主题的转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主要通过解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实践”概念，建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框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主要是在“中国现代性研究”这一主题下展开的。于是，“现代性”与“实践”概念共同成为这一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关键词。需要澄清的是，“中国现代性研究”并不是终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恰恰相反，它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概言之，就是结合中国传统思维特点，扬弃传统实用理性思维，进而构建新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理性思维方式，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新任务。正是基于这一学术定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了充分释放。为此，本文将分阶段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研究历程，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源起及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