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0)04-0039-08 从实践哲学发展的视角来考察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我们对哲学史可以形成一种不同于传统理论哲学发展史的新的理解。如果说从理论哲学发展的角度看，哲学经历了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等几个阶段和范式转换的话，那么，从实践哲学发展的角度，哲学则经历了实践理论化和实践技术化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实践都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自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以来，哲学史一直为两种对立的观点所左右：一种观点坚决主张抽象理性的超越力量和理智的绝对解放力量，而另一种则试图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揭露理性纯粹主义的想象性。”[1]整部哲学史可以理解为是在沉迷思辨与执着实证这两种对立观点的张力中前行，这恰恰印证了我们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对哲学史的判断。 我们从实践哲学的开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实践哲学古典理想梳理马克思对这一理想的继承与超越之路。 一、实践哲学的古典理想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但二者不是并列的，政治学是以人可以获得的最大的善为对象的，因此是最高的科学。伦理学是政治学的根基，而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延展。“现在我们应当考虑对于大多数的人类和城邦，究竟哪种政体和哪种生活方式最为优良这个问题……我们是就大多数人所能实践的生活以及大多数城邦所能接受的政体，进行我们的研究。”[2]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是二者的统一。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的目标是把握幸福，而幸福就是人生活得好。人是城邦政治的动物，政体关涉全邦人民的生活方式。人的幸福，只有在以促进每个公民的福利为宗旨的、组织良好的城邦中才能实现。这样，政治学或实践哲学的研究就梳理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二是何种政治能最好地帮助人实现、维护这种善的生活？第一个问题是伦理学的主题，针对人的道德或习惯；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学的主题，主要研究适合这些道德或习惯的正确的政治制度形式。 政治学的研究需要两个条件——实践的经验和实践智慧的发展。政治学研究的目的是实践而不是单纯的知识，政治学如果脱离实践智慧，就仅仅只是技艺。而实践理性与实践经验的基本起点是我们已知的、好的东西。所以，一个人学习政治学，必须从培养其良好的道德品性开始，需要先从伦理学入手。 伦理学和政治学要解决理论与实践、创制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由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制作被视为奴隶从事的活动，因此，他的实践哲学着重回答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与政治学是统一的，从个体的良善生活到城邦共同体的和谐生活，应该是可以过渡的。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蕴含三条线索：其一，从城邦的善向个人的善过渡。亚里士多德希望通过追问什么是好的政治和健全的法律并对城邦政治生活加以理想化形塑，为政治家和青年提供良好教育，使其感情听从逻各斯，进而形成习惯。他认为习惯让人们具有好的品性(高尚的爱与恨)，好的品性会为人们解答人生之惑，即何为幸福，如何幸福，或者幸福在于何种生活方式，进而探讨个人幸福的达成途径。 其二，从个人的善向城邦的善过渡。城邦的善高于个人的善，由追求个人的善转向追求城邦共同的善很重要。“城邦的善是比个人的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3]所以，“事实上，一个人的善离开了家庭和城邦就不存在”[4]。至于如何从个人的善到城邦的善这一问题，他区分了朋友之间与城邦普通公民之间两条路径。 亚里士多德首先指出个人的实现活动与城邦共同生活之间的天然关联：“人是政治的存在者，必定要过共同的生活。”[5]“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6]这就明确了个人与城邦生活之间的根本关系。接着，他又论述了城邦生活对于个人幸福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幸福在于实现活动……一个孤独的人的生活是艰难的，因为，只靠自身很难进行持续的实现活动，只有和他人一道才容易些。”[7]因此，不论是作为存在者意义上的个人的生存，还是作为存在意义上的个人的生命实现活动，都不可能离开城邦、离开共同生活。共同生活中人们面对着与朋友(包括家人)或与其他普通公民这两种关系。 对于朋友(包括丈夫与妻子)，友爱极其重要。人的幸福的实现必须依靠外在的善，朋友是最大的外在的善。“丈夫与妻子——以及一般地说朋友与朋友——当如何相处，似乎与他们当如何公正地生活是同一个问题。”[8]德性与公道会使人具有善意，当两个人都抱有善意，并且这种善意为对方所知，这就是友爱。当人们之间的善意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淬炼，形成了共同的道德，友爱就会臻于完善。这种完善的友爱是好人之间的和非偶然的。友爱是城邦联系的纽带，友爱存在于共同体之中，“友爱与共同生活有着最自然的联系”[9]。“首先，友爱就存在于某种共同体之中；其次，对朋友存在的感觉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才能实现。……共同生活是所有友爱中最值得欲求的东西。”[10]朋友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共通感，这种共通感可以通过交流来实现，城邦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使这种交流成为可能，而且，“公道的人之间友爱是公道的，并随着他们的交往而发展。他们在其实现活动中通过相互纠正而变得更好”[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