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0)04-0001-07 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今天，从学术的角度说，最好的纪念应该是更加深入、准确地解读这位经典作家的思想，并有力地剥离与回击关于他的各种学术误读。国外学界有些学者喜欢把恩格斯解读为一个中立的实证主义者，似乎他所做的只是客观的实证研究，而马克思所做的才是批判理论的建构。这种解读既无视了恩格斯在社会矛盾运动理论建构上的重要贡献，也把马克思简单地界定为一个人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建构者。因此，破解恩格斯是一个中立的实证主义思想家的虚假神话，是我们在当下语境中需要做的工作。而从青年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写于1844年1月初-2月初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在上述解读维度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此文在学界以前的解读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因为恩格斯在这一文本中通过英国工业革命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契合性、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奴役性等问题都做出很好的阐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恩格斯在此文本中已经展开了对唯物史观的初步思考。正因为如此，本文以这一文本为切入点，致力于阐述恩格斯对基于内在矛盾运动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历程，以凸显他作为唯物史观共同创立者的真实思想形象。 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中，恩格斯并非专论英国工业革命的社会效应，而是把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社会革命之历史作用放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即放在人类自我认识及自我解放的征程中来加以考虑。在此时的恩格斯看来，18世纪的欧洲(主要是指英、法、德三国)开启了反对基督教抽象主体性的斗争，因而注定会在人类自我解放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略有遗憾的是，18世纪的上述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实体与主体、自然与精神、必然性与自由之间的对立，只是让这些对立的各方各自获得充分发展而已。不过，就是这些对立各方的充分发展在人类解放史上也已经具有重要意义，“18世纪使对立的双方完全截然相反并充分发展，从而使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由于对立的这种明显的、极端的发展，结果产生了普遍的革命，这个革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民族，而且它在不久的将来的实现，同时就是迄今历史上的对立得到解决”①。恩格斯正是从这里引出了对18世纪英国所发生的社会革命的解读与剖析。 在恩格斯看来，表面上看英国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并不怎么突出，但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社会革命之历史意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主题。“德国人代表基督教唯灵论的原则，法国人代表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原则，换句话说，前者代表宗教和教会，后者代表政治和国家，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到时候就会显而易见。英国人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不大引人注目，但对我们现在的论题是至关重要的。”②那么，什么是此处所说的“我们现在的论题”呢？通过分析文本不难看出，它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与法国的政治革命及德国的哲学革命之间的区别。在恩格斯看来，只有英国才真正具有社会的历史，英国在18世纪所发生的革命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因为只有在英国，人的本质才可能不是通过国家或教会、而是通过个人的利益活动表现出来。“只有在英国，个人本身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发展接近完成，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法国和德国人也在逐渐走向社会的历史，可是他们还没有社会的历史”③。 考虑到恩格斯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开头曾说英国的社会革命“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④，因此，他在此处所说的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就必须先转变为利益的观点显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就在二三个月前所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他还保持着对基本原则的看重，只不过强调了同时要向英国社会主义者学习和借鉴。“我们的基本原则固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广泛的基础，因为这些原则是我们从包罗人类全部知识领域的哲学体系中得出的，不过在有关实践、有关影响现存社会的实际状况方面所做的一切，我们发现，英国社会主义者远远超过了我们，所以要做的就很少了。”⑤他此处所说的给我们提供比较广泛的基础的基本原则显然是指人的本质，但到了《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却变成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就必须先转变为利益。显然，恩格斯此时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英国的社会革命之所以要比其他任何一种革命都更有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它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本质的实现方式恰恰就在于现实的利益关系之中，因此，要想理解人的本质的发展史，就应该去研究现实利益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恩格斯此时所讲的人的本质，已经不再是抽象人性论层面上的内容，而是指客观现实性层面上的社会关系内涵。笔者以为，这种理解已经具有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的初步内容。 以此为基础，恩格斯展开了对从古代奴隶制到现代生意经世界的社会历史过程的解读。对他来说，这一历史过程既是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发展史，又是社会制度的不断发展史。他分别研究了古代世界—奴隶制、基督教日耳曼世界—农奴制、现代生意经世界—基于财产统治的私有制、自由的自主联合阶段—重新回到人类自身等四个阶段的具体内容。在他看来，古代世界是不懂得主体性的，其世界观基础是抽象的实体性，因此奴隶制是它必然的制度选择。而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虽然以主体性维度来对抗古代世界，但遗憾的是它所坚持的主体性只是一种抽象的主体性，它其实是以唯灵论、内在性等为基本原则来同古代世界相对抗的，因而它不可能真正带来主体的自由，相反只会带来对主体的奴役。“抽象的内在性变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贬低和外在化，这一新原则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奴隶制以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的形式重新出现；这种形式不像奴隶制那样令人厌恶，却因此而更虚伪和不合乎人性。”⑥到了现代生意经世界(恩格斯也称之为基督教世界秩序或基督教国家)，由于利益关系被提升到普遍原则的层面上，因而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中未曾实现的主体性原则在此阶段通过个人利益的维度而发展到最高点。“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挤的原子；而这种单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达到的顶点。——其次，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⑦在恩格斯看来，通过这种形式而实现的主体性恰恰是最外在化的主体性，是以人成为物的奴隶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因而也标志了这种世界秩序已经不能再发展下去了。“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残暴。——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⑧至于这种合乎人性及理性的制度到底是什么？尽管恩格斯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中只提到这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要重新回到自身”⑨的阶段，但考虑到他在之前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就已把共产主义视为“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⑩，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恩格斯此时所说的这一阶段视为共产主义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