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研究中，“不成熟—成熟”式的线性解读和“断裂论”的流行导致论者对他们中后期思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相形之下，割裂并忽略了对其早期思想的梳理和辨析。而事实上，如果把理论酝酿、培育和流变的“自然过程”人为地截断了，他们的中后期思想及其后续效应不可能获得客观而到位的把握和理解。有鉴于此，本文拟重点探究学界很少留意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起源。对此，我不打算泛泛而论，而是围绕1841-1842年恩格斯在柏林大学旁听谢林讲座和课程后所写下的三篇著述及其中所关涉的问题展开讨论。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中，谢林与黑格尔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引人注目的环节，甚至还构成思想史上一桩重要的学术事件或“公案”。认真加以梳理与辨析，不仅对于了解二人的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起源期重要的哲学背景或理论触媒，对于恩格斯来说，尤其如此。 一、1841-1842年发生在柏林的“谢林—黑格尔学案” 有关谢林与黑格尔在漫长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交往、启迪、促进与疏离、决裂、批判等细节，国内外学界已有梳理和评论，这里不再赘述。与本文的题旨相关联，我们仅选取谢林晚年应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邀请赴柏林大学接替黑格尔去世后空出来的教席并从1841年秋开始讲学的事例进行梳理。 我们知道，黑格尔曾被视为哲学领域“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其思想“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正是从1830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占的统治”，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①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黑格尔去世后归属这一派别的学者出现了分裂，在围绕他的思想展开的争论中，其辩证方法与保守体系、自由旨趣与专制倾向、革命观点与现实结论之间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致使普鲁士国王都感到了危险和威胁，于是决定采取措施，“把黑格尔的学说从它自己的哲学领地上驱逐出去”②。 观念论哲学在当时德国的知识界是主流，人们相信“精神统治世界”，并把“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的变革归结为“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争夺对德国舆论”的解释权。对于尚未统一的德国来说，南、北德意志不仅是由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分治的政治版块，也是对立的两派哲学的势力范围，而主将就是谢林和黑格尔。此前，这“两个青年时代的老友，蒂宾根神学院的同窗”曾在耶拿大学共同任教，但那时谢林是教授，而黑格尔只是一个编外讲师。但随着谢林离开耶拿并在南德意志诸地辗转、漂流，其思想逐渐失去影响力，而黑格尔却大器晚成，特别是1807年《精神现象学》出版之后，其哲学思想逐步在普鲁士思想界上升到主流地位。 这两位哲学家分别40年后作为“对手”的“重逢”并不是实指，而是比喻的说法。当时时代发展和思想潮流的变化又出现了奇妙的迹象。黑格尔“在10年前已经离开人世”，尽管其思想还“更有生气地活在他的学生中间”，被认为是“那个领域里的不可战胜的人”，但毕竟时过境迁，“显得暗淡无光、不鲜明、不突出了”。③而谢林仍然健在，虽然30年来在精神创造上他“早已死亡”④，但如今“突如其来地自认为有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他携带着普鲁士官方支持的威力，“要求得到公认”。恩格斯对此作了形象的描绘：“在南德意志群山上空，乌云已经笼罩了10年之久，并且对北德意志的哲学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和阴森可怕。”⑤谢林动身去柏林之前，在慕尼黑的讲坛上，他声称的新体系即将完成，计划“将他业已准备就绪的体系提交公众评判”，并准备向黑格尔学派在北方的优势地位提出挑战。而在北方，受一度被黑格尔哲学“蒙蔽”而现在“恍然醒悟”的统治者的鼓动，也有论敌对黑格尔哲学发起过攻击，但其“全部论据在黑格尔学说战无不胜的威力面前败下阵来”，这时候，“他们就还剩下最后一招——搬出谢林来，把他看做是可以最终铲除黑格尔学说的人”。⑥ 这将是一场“很有特色的”思想论争。对于谢林的到来，身处北方的黑格尔的学生及其哲学的信奉者、拥趸者，“无疑是欢迎的”。尽管甘斯、米希勒都曾向谢林发难，谢林的学生及其学说的拥护者也受到过诸如《德国年鉴》《雅典神殿》等的挑战，但谢林对于他们来说，始终是一个“伟大的陌生人”。他们希望通过直接聆听谢林的讲座，“看一看他的体系究竟是些什么货色”⑦，而不必再去听别人对其学说的转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空洞而又令人讨厌的议论。再说，黑格尔学派一向以富有战斗精神而著称，他们期待有机会同这样一位著名的论敌直接交锋。 而对于那些出于各种目的对黑格尔学说抱有疑义乃至反感的人，这次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谢林身上”。恩格斯用《旧约·列王纪》第18章中“以色列民众恳求以利亚赶走巴力神”拟喻，不无夸张地形容被黑格尔学说压抑的论者，此刻“双膝下跪，正为主的大地上发生严重旱灾而叹息，祈求远浮天边的乌云降临”。谢林的到来仿佛是“驱魔大师终于光临”，“所有这些喧嚣一时的无耻告发立刻平静下来，所有这些鼓噪狂吼都无声无息了，为的是不致错过新启示的一字一句”!而对当时的普鲁士精神世界起着重要舆论导向作用的教会报刊诸如《福音派教会报》《柏林教会总汇报》《文献通报》等以及与谢林哲学旨趣相同的杂志(像费希特派出版的《哲学和思辨神学杂志》)“纷纷谦逊地退避一旁，让位给圣乔治”，希望谢林通过“降伏黑格尔哲学”熄灭“不信神的火焰和把一切投入昏暗的烟雾”。此刻大地“一片宁静，好像圣灵就要降临，好像上帝自己要从上苍发出训喻”。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