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两条研究线索，并表现为理性认识与行动实践能否兼容之争。由此，学界形成了“如何理解旁观理性与行动实践关系”这一问题域，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①与之相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溯源角度，通过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旁观理性与行动实践的关系，进而形成“近康德”与“近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成为探讨旁观理性与行动实践关系的重要研究方向。然而，不止于此，“欧美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模式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纯粹的理性模式转变为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②。由此，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不被重视的费希特、浪漫派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亦被学者挖掘出来。费希特的“思辨之行”、浪漫派(以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为代表)的“感性之行”，原本是后康德哲学家对康德实践理性的发展，却被当今哲学研究者引入旁观与行动的探讨中，并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旁观与行动关系的思考。基于以上判断，本文首先从有限空间中理性认识与行动并存的角度探寻康德“划界”的意义；其次在行动与旁观的错位中重思费希特理论探索的意义；再次从旁观者如何转向行动者的解读视域中发现后康德哲学家的理论症结；最后从社会历史性角度反思历史过程与旁观、行动的关系，并致力于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解决“旁观者何以转化为行动者”难题的理论启示。 一 思辨之行：从康德的“划界”到费希特的“行动” 主体是作为一个能动主体参与历史，还是作为一个被动主体旁观历史？这一发问随着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逐步成为哲学家重点关注的议题。当笛卡尔为理论世界寻求确定性的知识论基础时，主体的理性前提被突出强调。但是，这种强调并不一定会给人的行动带来应有的根据与动力，反而“将人视为观察者，或者彻底的理性存在者”③。于是，这类具有理性知识基础的人成了历史的旁观者。 这一状况到康德那里才有所改观，“在反笛卡尔的视域下，康德将人理解为一个活动的存在”④。不过，康德的理论初衷是捍卫知识的合法性地位，即从对无限理性的怀疑到对有限理性的划界，进而为有限的活动提供知识论基础。启蒙主义关心的理性问题被“分配”到旁观者的认识过程中，并在认识领域中强调认知“个体”是一个有限的认知主体。由于“个体”的有限性，个体就难以拥有整体的、绝对的认识。认知主体只能在有限的端点去认知，“而不是预知在客体中于一切回溯之先什么就自身而言被给予”⑤。人也因此从绝对理性的旁观者转化成有限空间内的理性存在者乃至行动者。 不过，康德同时指出，这种自主认识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律可循，认知仍然是建立在自然规律基础上的，有其因果性特征可察。“这种因果性就自己在显象中的结果而言展示出一条规则，按照这规则，人们就能够根据其方式和程度来得知该因果性的理性根据和行动，并对该人的任性的主观原则做出判断。”⑥依循这样的理性规则，主体能在行动中表现出自由的行动。 我们发现，康德在捍卫知识合法性的同时，为人的自由行动进行了“划界”。但后世的哲学家们不甘心停留于此。他们试图把自由的行动引向现象界，引向现实的人类社会实践。在他们看来，康德对认识对象的划界，无疑对自由行动的界限进行了限制。要扩展自由行动的界限，就得突破认识的限制。但是，这样的改造会改变原先设定的边界，或者说，基于特定限制的旁观与行动关系将被重塑。 对于康德的划界，真正提出挑战的是费希特，他试图从人类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及使命的角度来突破这一限制。在他看来，人有着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完成人之使命的任务。然而，人的使命与客观规律之间的冲突使得人不能完成其使命。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自在的人由于自身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的分离，产生了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也就是说，感性总是受到“非我”的支配而不能持续获得自由，自我总是受到外在于自我的力量影响，导致自我的不一致。但另一方面，“人的最高冲动就是力求同一，力求完全相一致的冲动；为了使他能永远自相一致，还要力求使他之外的一切东西同他对这一切东西的必然性概念相一致”⑦。 可见，这种“自相统一”的“历险”何其艰难!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很难达到同一，只能无限地接近，并不断地基于自我的原则改造“非我”。由此，将“力求同一”作为人的使命显然不可能是个体行为，它不仅在改变着“非我”，它还要改造其他个体，并“从积极的方面决定着社会冲动，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社会的人的真正使命”⑧。换言之，人真正的使命不是为己的，它还要促成社会成员的同心同德，从更高的绝对性角度反思作为“社会的人”能否完成真正的使命!只是，费希特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的自由”，他希望不断摆脱本能和感性层面的自由，走向真正理性层面的自由。由是，确定了行动-知识原理的费希特首先将人作为“旁观者”，即人必须理解自身处境，跳出历史之外，把握历史方向，找寻自身使命；之后再作为一个行动者积极投入历史进程，进而把自己融化在整个历史潮流之中。这样，人类的历史既是自由创造的产物，又是理性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