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似乎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现象,即创造与阐释的相互转换。作为哲学研究的两种主要方式,阐释和创造的地位似乎在周期性“轮转”,形成如同乐曲中的所谓变奏。从逻辑关系上看,哲学研究首先是创造经典,然后是阐释经典。如果意识到原有经典的缺失或不足,就需要进行新的创造,凝练新的经典。因此,从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研究方式看,哲学研究的历程明显存在“创造——阐释——创造”或“阐释——创造——阐释”的“变奏曲”。这种创造和阐释的变奏,在哲学研究主体的个体、群体和整体诸层次上,当然是不同的。但众多个体和群体主体的各自作为及其相互作用,无疑是造成哲学总体之创造与阐释此消彼长的变奏的内在力量。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规律,而只是大略的规律性的概括。而且,创造和阐释总是既有变奏亦有协奏,在协奏之后是变奏,在变奏之后是协奏。这又是协奏与变奏的变奏。哲学历史中的这种变奏表明,自觉的哲学研究既需要以思想创造为目标的学术阐释,也需要以学术阐释为基础的思想创造,从而形成阐释与创造良性互动、砥砺共进的发展态势。 一、创造与阐释在哲学史上的转换 回顾人类哲学的“创世纪”,是个十分有趣也极为困难的题目。在人类文化发展之初,哲学这种理论思维方式如何形成,并在此后的发展中产生了最初的经典,这是哲学史研究首先面对的问题。对于历代哲学史研究者为此不断努力做出的贡献,我们作为读者总是心存感激之情。哲学的历史的创造充满艰辛,而如实描述这一创造的历史本身也是创造性成果。诚如前人所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两句话可以看作是对各种文明,包括其中的哲学文化“创世纪”历程的生动写照。 哲学的经典文本需要经历复杂曲折的思考和表达的历程,才有可能被创造出来。或者说,唯有历经艰难的思想探索,才能达到较高水准的理论思维创造成果。哲学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一旦创造出来,随后就是其流传与阐释的历史过程。《周易》《论语》《老子》《理想国》《形而上学》等等哲学经典,流传与阐释跨越了悠长的岁月。经典文本由创造到阐释,通过非批判或批判的方式,大致造成三种可能的结果:重复、倒退或创新。创新作为新的创造,增添了新的经典文本,再引发新的阐释。由此构成“创造——阐释——创造”的转换,而这一转换从另一侧面看,也是“阐释——创造——阐释”的转换。 在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都经历了“创造——阐释——创造”的变奏。作为轴心时代的一种表征,古希腊哲学创造了众多哲学文本和思想,成为西方哲学文化的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影响深远。亚里士多德说:“一切通过理智的教育和学习都依靠原先已有的知识而进行。”(亚里士多德,第245页)先贤创造和保存下来的知识,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础。晚期希腊罗马时期,研究者们主要致力于阐释这些经典,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罗马帝国时代诞生的基督教哲学思想,构成西方哲学与文化另一个源头与高峰。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众多教父哲学家主要乃至唯一的工作,就是对既有经典展开细致精深的钻研与阐发。但当人类迈向风云变幻的近代(现代早期)后,哲学家们就不满于仍旧被禁锢在对过往思想的诠释中了。他们迫切要求改变仅仅诠释和传播原有经典的状况,并且实际地展开对这种状况的变革。随着新的时代、社会生活深刻的变化,新的哲学文本和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地创造出来,促成了西方文明的大踏步前行。人们看到,在每一次蔚为壮观的哲学创造之后,都出现或跟随着大量阐释和传播的劳作,而高水准的诠释又积累和孕育着下一次规模可观的理论思维创造。 中国传统哲学的历程,同样表现出了创造与阐释此起彼伏的“轮转”。从先秦诸子到近代新学,以至百年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经历了多次“创造——阐释——创造”的变奏。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主干的儒学,尤其具有创造和阐释起起伏伏的行进特征。先秦儒家创造出了一系列经典,汉儒着力对这些经典作出阐释。他们十分重视注解训诂,专注于文字考据而不重视对义理的理解和发挥。宋儒不满意于“汉学”的偏颇,着力加以改变。于是,疑经改经之风盛行,他们敢于提出自己的理解和思想。虽然对义理的发挥始终包裹在对古代经典的阐释里,但新的义理或思想毕竟实际地出现了。理学这种新的儒学形态被创造出来,并造成了重要的社会历史效应。然而,到了清代,由于现实和学术的双重原因,研究方式和学术风格又在总体上回复至“汉学”传统。“人们反对宋明儒学空谈义理的空疏学风,学问重新走向注重考据训诂”(向世陵,第127-128页)。但面对时代变迁对儒学的巨大挑战,现代“新儒家”探索性地提出了若干新的思想形态,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推进了儒学。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体上看,包括儒学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似乎再度重归以阐释为主的传统形态。 总体而言,相对于西方哲学更为注重创造,中国传统哲学显得更为注重阐释。西方哲学更习惯于以“抬走”前人的方式扬名,中国哲学更习惯于以“抬出”前辈的方式出场。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家就强调“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康德指出,希腊人开始哲学思维,他们率先尝试不是按照形象的引导,而是抽象地培养理性知识。“首倡思辨理性的应用、人们也从他得出人类知性迈向科学文化的第一步的人,是伊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泰勒士。”“最后,希腊哲学最重要的时期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因为正是他给予哲学精神和所有思辨的头脑以一个崭新的实践方向。”“在苏格拉底的学生中间,柏拉图较多地研究了他的实践学说。而在柏拉图的学生中间,则是又以提高思辨哲学的亚里士多德最为著名。”(康德,第26-28页)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既有明确的师承和阐释的关系,又有明显的超越和创新的发展。这种创造与阐释的变奏,在后来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直到马克思哲学创立的演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哲学创造与阐释历程中的个体、群体、整体诸层面及其关联 马克思哲学的产生本身就是由阐释走向创造的变奏。不妨以这一历史过程为案例,试析哲学创造和阐释历程中个体、群体、整体各层面的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