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把握两个文明的有机联系，道德是一个重要的“眼”。道德乃是一种社会契约，这一点与法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法是一种正规制度安排，道德则是一种非正规制度安排；两者在功能上也都是奖励与惩戒，差别在于领域的不同；两者的共同目的都是要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的均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法与道德的分界标准是由监控成本决定的；在法制条件下监控成本过高的社会规范将难以在法制形态上运行。也就是说，法是一种与道德相比更容易集中监控执行的社会规范。至于道德规范就其要调节的对象而言，必然是更加难以集中监控的。法之所以不能完全取代道德并不在于其调节领域存在什么天然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在于社会无法承担道德规范全盘法制化所造成的高昂的费用。因此，随着监控手段的不断进步和监控成本的下降，传统道德规范的某些方面会转化为法制形态。近代社会法制化的历史进程便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法律和道德规范各自调整的领域范围是相对稳定的，即从短期来看，两者难以相互替代，而必须相互补充。从这个意义说，作为法制经济的市场经济必然也是一种道德经济。与法制一样，道德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功能。 道德的经济功能，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和持久的动力源。 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发韧于人们的物质利益冲动。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事实上，物质动力仅能解释一部分而不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特定的关于人生的价值观的支持，一旦物质欲求基本满足，人们的经济动力势必日益式微，全局性的经济增长也随之陷入停滞。 熊彼特曾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灭亡，根源于企业家创新冲动的衰竭。创新冲动的衰竭又是两种因素结合而导致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出于宗教热诚的、狂热的牟利冲动在利润本身实体影响的侵蚀下弱。企业家从19世纪以前的“在世的苦行”逐渐转化为受肉欲主宰的状态；另一方面，日益成熟的自由竞争开始降低社会平均利润率，通过创新的谋利变得日益困难。正是在这种双向影响下，20世纪开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创新动力慢慢丧失，整个经济趋于停滞，英国和荷兰这两个世界上最老的资本主义帝国出现的情况正是如此。哈佛大学麦克莱南教授的著名研究证明了熊彼特教授的假说，根据他的研究，在本世纪初，英国的经济无论就其绝对规模还是增长率，都位居世界前列，仅次于美国。这个时候，英国具有“强烈的成就动机”的企业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位居世界第三。半个世纪后的50年代，这一比例已经跌至世界第29位，此时的英国经济已是病入沉疴、暮气昭昭了。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中，具有成就动机的企业家的数量（绝对和相对）多寡是决定其经济活力盛衰的重要因素。 对经济成就，而不是对个体肉欲的追求，这本身就是某种道德判断的产物。这种道德判断要么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要么是长期道德教育所形成的。在多数场合下这两种情况是结合在一起的。世界上有的国家或种族显示了持久不衰的生命力，而另一些国家或种族则不具备这种生命力，往往与该国家或民族中具有强烈成就动机的人数的多寡及这种人能否不断地涌现出来有密切关系。德国经济史学家维纳·桑巴特在《资产阶级》和《现代资本主义》等论著中对前近代以来长期控制世界经济命脉的犹太人的民族性的考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可以断言，经济增长的发生有赖于支持它的道德判断的形成，经济增长的持续则要求这种道德判断占据统治地位并得到巩固；同样，经济的持续衰退也必然伴随着这种支持经济成就的道德判断的解体。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个人享受、拜金主义也是一种道德判断，但是这种以个人的物质享受为利益取向和动力源的道德观念难以维持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持续经济进步。前述的“英国病”、“荷兰病”即是明证。这种道德动力自然无法与清教徒自我拯救的非物质个体利益的动力相提并论。但是，与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等道德观、价值观相比，新教伦理的创业动力又不可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共产主义乃是一种最高层次的道德体系，它在持久地激发企业家创业动力方面具有其他任何道德观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困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问题，我认为并不是经济资源的衰竭，而是企业家创新冲动的衰竭，这种衰竭当然有着产权制度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恐怕是，改革开放后这一代创业者文化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的贫乏。乡镇企业依靠创业者狭隘的物质利益冲动一度腾飞，到80年代末很快达到顶点。由于没有更加高尚的创业道德观的支持，乡镇企业逐渐走向衰落。在江浙一带，这个问题已变得不容忽视。违法乱纪、化公为私、消费攀比愈演愈烈，严重地阻碍了整个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对新一代创业者的道德教育变得刻不容缓。甚至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道德衰退也十分严重，象马恩华这样的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社会主义企业家今天已属凤毛麟角。总之，培养新一代具有远大抱负，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甚至共产主义道德观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企业家乃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基本保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只有持续不断地培育这种新型企业家，才能真正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摆脱“勃登布洛克家族周期”的影响。 第二，道德为人们在经济交换中彼此信任、开展合作提供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