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伦理学说史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道德课题。义，即应当、正当、合乎道义；利，即利益、功效、包括公利和私利。从伦理学角度而言，凡是重义的，一般都称之为义务论（或动机论）；凡是重利的，一般都称作目的论（或效果论）。 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中国关于义与利的思想，可以说主要分为三派：孔子、孟子、朱（熹）子等尚义，别义与利为二；墨子重利，合义和利为一；荀子、董（仲舒）子、张（载）子、程伊川尚义，而不绝对排斥利，有兼重义利的倾向，而明确兼重义利的，是李泰伯、陈同甫、叶水心及颜习斋。在历史上，此三派中，以第一派势力最大。 那么，儒家义利观是不是完全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先秦儒家与后来的汉儒、宋儒以及近代儒家，在义与利的问题上，都有一些变化，应区别对待。 中国伦理学说史上的义与利这对范畴，在孔子学说中已明确提出。孔子把义视为行为的根本准则，他不仅用义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且以是否合于义，来划分君子和小人。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2〕孔子的主张是，没有义作为最高道德准则， 其他品格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 孔子崇尚义，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孔子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行义就不能为利，为利就不能行义，既排斥私利，也排斥公利呢？ 恐怕还不能这样判定。在孔子的学说中，义与利包含有两层意义：一是指道德行为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一是指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就第一层含义说，孔子并不完全排斥个人利益，或者说，利，是要服从于义的。完全不讲利，只讲义，这不是孔子伦理学说的观点。在一定时期内，学术界对此有所误解，这是需要纠正的。 例如，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3〕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4 〕这是说，见到有利可图的事，首先要想到义；符合义的利，可以考虑获取；不符合义的利，一定要抛弃，即使自己处在饥寒交迫中。 换句话说，孔子主张义与利的统一，如果义与利发生了冲突，怎么办？他的答案是：宁要义，也不要利。这就给人们提出了要求，即在“利”字面前要三思，什么样的利可以获取，什么样的利必须舍弃。一概排斥利，只讲义，这并不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义利观的本意。 孔子的义利观，总体上是说，人们所获取的利必须符合义，即先义后利。这在当时，既是一种道德观念，又是一种治国安邦的政治原则。当时有些开明政治家认为：“惟名与器，不可假人，君主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5〕郑国执政子产就非常注重“利”， 他制定出整顿田地、发展生产的治国方略，使郑国物产丰盈，百姓安宁，社会稳定。对于子产的这些作法，孔子表示赞赏，认为这是行君子之道，说他的作法是养民、富民，给百姓实惠，因而符合于义。这是儒家一贯的思想，就是重视养民、富民；反对害民、扰民。 有学者认为，孟子尚义轻利更甚于孔子，因为孟子曾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6〕单凭这句话， 很可能得出孟子只讲义不讲利这个结论。孟子在义利观上，继承了孔子的主张。他认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必须与培养、塑造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密切联系起来，这实际上发挥了孔子的义利观。但是在这里，孟子还说：“若民，则无恒产，固无恒心”；“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7〕孟子在此处所说的制民之产， 就是期望老百姓都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能够安居乐业；从另一方面说，这是希望统洁者施行仁政、德治，反对不顾民力与民利的盘剥索取等暴政。 以上这两段话，是孟子游说梁惠王时，不惮其烦地反复述说的，中心思想就是统治者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8 〕这还是要讲利，要讲符合于义的利，要行能使百姓富足的利。 荀子在义利观上与孟子有许多共同点。他比较明确地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也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9〕荀子认为，对于国家来说，倡导先义后利，就能够强大； 倡导先利后义，就会弱小。对于个人而言，倡导先义后利，就可以成为正人君子；倡导先利后义，就会沦为小人，甚至是胡作非为的强盗。所以，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应当先义后利，以义制利。 主张对百姓“先富后教”，反对统治者实行“苛政”、“聚敛”，这是儒家在先秦时代关于义利观的一个基本内容。孔子的弟子冉求帮助季氏搜刮百姓，聚敛财富，孔子就号召弟子们“鸣鼓而攻之”；孔子反对鲁国统治者增加租税，认为这是一种“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的行为，这样获取的利不符合义的原则，因此必须加以反对。他向鲁哀公建议“省力役”、“薄赋税”，体现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仁政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