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道德管理

作 者:

作者简介:
许启贤,1935年生,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儒家伦理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国家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国的管理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管理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管理、道德教化,其中的一些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如:仁爱、仁义原则,贵和、和谐原则,惠民、富民原则,重视教化原则等。此外,重视对为政者即管理者的道德管理,即重视对为政者的道德人格要求,重视对各级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是儒家道德管理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1998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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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儒家管理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管理

      重视道德管理和道德教育,是儒家的一贯传统。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就针对以刑治国的现实,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就是说, 用道德来管理国家,自己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在一定的位置上,所有别的星辰都会环绕着它。他进而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在他看来,用政法来诱导人民, 用刑法来整顿人民,人民只是暂时免于犯罪,却不能树立起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教来整顿人民,人民就能树立羞耻心,而且做到人心归服。

      就在孔子提出道德管理和道德教化的同时,当时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甚至形成了德治与法治之争,成为先秦百家争鸣如何管理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正处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种思想尖锐斗争。先秦法家如管仲、商鞅、慎到、韩非等人的法治思想如“故治国无其法则乱”〔3〕,“以法为教,以吏为师”〔4〕等,一度为齐、秦等国的统治阶级所采纳,而孔子、孟子周游列国,到处宣传德治的主张却受到了冷落。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基本原则。

      许多政治家、思想家为了贯彻德治主张,从孔子的德治思想出发,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和理论。董仲舒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5〕王充说:“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 ……治国之道当任德也。”〔6〕宋代陆九渊说:“君子所贵在德。 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7 〕甚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也说:“政党之发展,不在乎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胜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展之一日。”〔8〕

      从上述简单的引述中可以看到,中国历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道德管理、道德治国一直是十分重视的。他们为什么对道德问题看得这样重要,甚至提到治国之本的高度呢?这和他们对道德的功能及其特点的认识有关。

      第一,在孔子等人看来,依靠政刑只能使百姓“免而无耻”,不敢做坏事,却没有羞耻之心;只有依靠道德管理与教化,才能使百姓“有耻且格”,从而自觉走上正道。这点孟子也谈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9 〕教化是“禁于将然之前”,刑罚是“禁于已然之后”。教化的目的和功能是“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10〕。道德管理教化治本,刑罚只能治标。因此,治国管理不能仅仅停留在消极的惩罚上,而应该努力积极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这个思想具有明显的合理因素和积极意义。

      第二,和他们的人性论有一定的关系。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是仁义道德。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11〕就是说,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只那么一点点,一般老百姓不要它,君子却保存了它。所以,必须对老百姓加强道德教育。孟子看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这是对的,但是他的观点完全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人生下来就有好利疾恶、耳目之欲等自然属性,若加以教化,就会走向善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2〕就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善是人为的。他从人性恶出发,强调道德管理教化的重要性,尽管出发点不对,但重视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有远见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虽然注重道德管理和道德教化,但是,他们也没有完全抛弃法与刑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3〕孟子也说:“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14〕这就表明,孔孟是承认法与刑的作用的,但这并等于他们主张实行法治。董仲舒甚至明确提出“刑者德之辅”〔15〕,“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16〕。从此,儒家明确确立了德主刑辅的传统治国管理模式。

      总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础是道德管理、道德教化,其目的是为巩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后来,道德教化演化为封建礼教,成了禁锢人们精神的枷锁,对历史发展起了阻碍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进步人士对这种封建礼教进行了彻底批判,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至今还有一些残余影响。因此,继续批判肃清封建礼教的残余影响,仍然是我们思想战线一个重要的任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道德教育和道德管理是任何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普遍有价值的思想,今天我们在以法治国的同时,对此加以总结借鉴,把道德管理和法制管理很好地结合起来,德法结合,对建设我国精神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主义。

      二、儒家道德管理中有哪些合理因素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国家管理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而且给中国管理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它的一些主要道德原则和规范,不仅是调整过去中国社会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原则和规范,而且在当前对调整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及人际关系,对搞好中国当代社会管理仍有重要的作用。当然,在这些原则和规范中,有些是错误的,甚至是糟粕;但是,有些原则和规范,在今天看来,仍然有一些积极合理的因素。这些原则和规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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