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20)05-0109-12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两者之间既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差别。历史学源远流长，历经千年之变；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则刚刚度过第一个百岁生日。但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国际关系却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欧洲从世界的支配地位上跌落下来，美国跃居为西方世界的头号强国，苏联在与美国和西方的博弈中败北；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获得了独立地位，改变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数量对比，一批非西方大国迅速崛起，更是历史性地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削弱了当今世界西方主导地位的根基。所以在今天，我们既看到有西方学者自觉地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缺憾，呼吁把非西方的历史经验纳入国际关系理论的重构中来，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①同时也看到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学界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持续努力。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就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进行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实际上，所谓的“国际关系”研究一直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只不过历史学家的视角和方法与国际关系学家不同而已。②尤为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国际关系的时候，较少受到国际关系学界学派和范式争论的影响，也较少受到“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束缚，而这或许能为国际理论在历史转换时期的发展进步，提供更为有益的思考。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历史学与所有其他学科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也为所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所熟悉。但随着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历史学所涵盖的内容，所采用的方法，所形成的理念和流派等，越来越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样化，可以说历史学自身正在向着一个“学科群”的方向发展。因此本文的梳理难免挂一漏万，旨在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领域的“重叠” 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研究有的是主动的和自觉的，许多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也被视为国际关系领域中人，他们的作品甚至也被视为国际关系学的经典之作。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兰克的《论列强》、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约翰·加迪斯的冷战史研究著述和文安立的《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形成》等，在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也有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就是他“历史研究”的惯性发展，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侵入”他人的领域。可以说，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有许多“重叠”和“交融”之处。关于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演进的密切关系，已有学者进行过系统的阐释。③这里仅就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几个“重叠”之处列举如下，从中不难发现两个学科的“亲戚”关系。 首先，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重叠”之处就表现在“国际关系史”领域。国际关系史既是历史学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学科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实际上发挥着沟通两个学科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经历了从外交史和国际政治史到国际史的发展进步，研究范围扩大到政治以外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交往；研究对象从欧美日等大国扩展到小国和广大的第三世界以及非国家行为体。④国际关系史研究者也一直关注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变化，并逐步把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前现代”国际关系行为体纳入阐释国际关系史的框架中来。在国际学术界，国际关系史研究者“与时俱进”的人也有很多，其中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的学术之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以学习和研究民族国家史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包括英国史、中国史和美国史，之后转向外交史和国际史，然后又转向跨国史和全球史。入江昭认为国际史的重点依然是民族国家，是国家之间甚至是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跨国史则涉及人类共同体的方方面面，主张把民族国家的历史、国际史和跨国史、全球史的研究结合起来。⑤ 地缘政治学也是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交叉和重叠的一个领域。地缘政治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的几位代表人物大多兼有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双重身份。麦金德、马汉和斯皮克曼都是根据历史上不同势力之间竞争的得失来阐释他们的“陆权说”“海权说”和“边缘地带的战略”的。⑥实际上，地理因素一直在历史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都对地理因素对政体形态和战争胜负的影响进行过具体的阐释。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提出了“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三个概念，之后又分别将其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所谓“长时段”指的就是地理环境因素，包括地形、气候条件等，演化缓慢，但却对相关地区的历史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⑦现代地缘政治专家也都依赖历史分析来推测地缘政治形势的走向。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美国观察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了“世界是平的”这一著名论断，风行一时。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全球化消弭国家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被高估了。法国观察家罗朗·柯恩—达努奇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的唯一逻辑，但它今后将在一种复杂的辩证法下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并存。⑨美国知名地缘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普兰说“我丝毫没有‘世界是平的’的感觉”，并为人们描绘出一幅“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场景。⑩乔治·弗里德曼甚至对欧洲“一体化”的进步“视而不见”，对今后欧洲的形势做出了十分悲观的预测。(11)历史经验一直是这些地缘政治学家观察和预判国际政治形势走向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