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5.003 引子：“塔瓦尼尔之愿” 在《加图来信》第二卷第62期①，18世纪著名的共和主义思想家兼报人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以简洁而不失幽默的笔触讲述了这样一则掌故： 法国的大商人和大旅行家塔瓦尼尔(Tavernier)长期在世界各地游历，并由此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但他却准备将这些财富全部投入到瑞士的穷乡僻壤之中。这遂招来了当时在位的路易十四万分不解的诘问：他为何要离开物华天宝的法国，而将其财富投资到这个世界上最为贫苦之地？面对这位狂傲之君(haughty Majesty)的诘问，塔瓦尼尔简洁而有力地答道：他愿意拥有可以称之为属于他自己的东西。②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则意味隽永、极富诠释价值的历史掌故，已超越了具体时空的限制，从而获得了某种“政治寓言”的普遍品格。因为我们可以相信，只要像路易十四这样颟顸倨傲的君主依然大权在握，只要路易十四所寄生其间的那种专制制度依然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里滥施淫威，这样的黑色幽默故事便会一再地在人类社会中上演。 如果说每个故事背后都有一套自己的伦理，约翰·特伦查德自然也不例外。借助于这则历史掌故，约翰·特伦查德意在表明： 真正的商人是世界人，哪里生活得最舒适，哪里最安全，哪里便是他的家园。无论他们在专制国家聚敛了多少财富，他们都会移居到自由国家……显而易见，贸易不可能在专制政府中长存，更不可能在专制国家中长期繁盛。③ 约翰·特伦查德的警示虽为黄钟大吕之音，振聋发聩，但可以肯定，在西方的现代思想史上，有关商人作为“世界人”的特性，以及由此所衍生出来的关于“民族政治的经济限制”(economic limits to national politics)④的论述，却一直不绝如缕。比如，在《国富论》中，斯密就曾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商人的“世界人”特性，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意味深长的“政治经济学”意蕴： 无论哪一个国家，通过工商业而获得的资本，除非某一部分已在土地耕作与改良事业上得到保证和实现，总是极不确定的财产。说商人不一定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公民，这句话真是不错。究竟在何处营业的问题，在他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他们对甲国感到一种厌恶，哪怕顶微小，亦可使他把资本从甲国迁到乙国。跟着资本的迁移，资本所维持的产业亦必移动。⑤ 不仅如此，除了重申了商人以及商业资本所具有的“世界品性”，斯密还着重强调了国家所征收的“重税”——尤其是对于“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所征收的“重税”，以及苛酷的税务人员对于公民私产的“令人苦恼的、不堪其扰的查访”所必然产生的驱逐资本、阻滞经济发展的恶果。 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产所在国的公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很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人，他不一定要附着于哪一个特定国家。一国如果要课以重税，而多方调查其财产，他就要舍此他适了。他并且会把资本移往任何其他国家，只要那里比较能随意经营事业，或者比较能安逸地享有财富。他移动资本，这资本前此在该国所经营的一切产业，就会随之停止。耕作土地的是资本，使用劳动的是资本。一国税收如有驱逐国内资本的倾向，那么，资本被驱逐出去多少，君主及社会两方面的收入源泉，就要涸竭多少。资本向外移动，不但资本利润，就是土地地租和劳动工资，也必因而缩减。⑥ 如果各种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的税的征收，使资本所有者及使用者，觉得他们资本所得的收入，在某特定国家，不能购得同额收入在其他国家所能购得的那么多的必需品和便利品，他们便会打算把他们的资本，移往其他国家。如果此类赋税的征收，使大部分或全部商人及制造业者，换言之，大部分或全部资本使用者，不断受税务人员令人苦恼的、不堪其扰的查访，那移居的打算，不久就要见诸实行了。资本一经移动，靠此资本支持的产业，将随着没落，而该国商业制造业，又将继农业归于荒废。⑦ 一 “Lady Commerce”的出场及其挑战 在现代早期，随着“火药”的发明和传播，“常备军”的建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军事革命”，让战争的耗费变得空前地“浩大”⑧。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为战争之“跟腱”和“命脉”的商业，在西方的历史上首次上升为“国家事务”，并成为“国务大臣和思想家们”思考的中心。⑨而“商业科学”(或“政治经济学”)也取代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学”，一跃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王者科学”(princely science)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安德鲁·弗莱彻(Andrew Fletcher of Salton)才惊呼“贸易已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金球”(11)，而如下的说法——“一种商业精神，以及保护商业的海上力量，是帝国伟大最确定不移的标志……谁掌握了世界贸易，谁就掌握了世界财富；谁掌握世界财富，谁就掌握了世界本身”(12)——也成为各国的一种普遍共识，并催生了“重商主义”和“新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政治学。(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