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秩序：17世纪法国静寂主义之争

       在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的影响之下，基督世界的分裂愈发明显，西欧宫廷、新生资产阶级等各个集团为了扩大各自的影响力、争取切身利益，热衷于通过神学教义的辩论来制造用于政治斗争的话语武器。法国境内各个教派纷争不断，常年的宗教战争更是让整个社会深受其苦，以致教众对各种祷告、仪式和形而上的争端都感到厌倦与冷漠。此时，一股神学思潮从西班牙传入巴黎，俘获了许多信众。传道者盖恩夫人(Madame Guyon，1648-1717)以及受其影响的弗兰索瓦·费内隆主教(Fran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1651-1715)认为，个人可以无需中介、不通过教会与上帝直接对话，从而排除教会权力对信仰的干扰。当时法国教会的代表人物博絮埃则指出，盖恩夫人与费内隆的学说不过是情感泛滥的“幻觉”，将之斥为“静寂主义”(Quiétisme)。①博絮埃与费内隆、盖恩夫人长达数年的争论构成了法国静寂主义之争(Querelle du Quiétisme)的核心事件。

       在欧洲学界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一类着眼于事情本身的话题性，将静寂主义之争定义为两个“大人物”之间的权力较量；②另一类则从哲学的维度深化两人理论的分歧要点，将其争论视作是古典时代理念冲突的文化产物。③这些研究虽然对静寂主义之争及其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论战文本进行了透彻的理性分析，但却很少注意到它背后掩盖着一个重要事实：费内隆和博絮埃对宗教—政治秩序及其基础的理解大相径庭。在博絮埃的眼里，以费内隆为首的静寂主义者强调个体经验和原始情感，挑战了当时的教会体系，并间接损害了法国绝对君主制的根本。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国静寂主义之争进行系统梳理，揭示静寂主义者的情感论与绝对主义者的秩序论之间存在的内在紧张，藉此管窥启蒙运动前夕法国的宗教与政治生态。

       一、静寂主义由来及其在17世纪的发展

       从广义上来说，静寂主义是指宗教史上的一种神秘主义灵修方式。早期神秘主义被认为起源于印度、地中海沿岸、埃及等地，也有说法认为希腊—罗马文化本身也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新柏拉图主义之父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阐发出哲学范畴的神秘主义，指出人类灵魂栖居于绝对冥想(le recueillement absolu)之中：“在绝对冥想之中与神会晤，融为一体。如此亲密的联合使得灵魂与爱的对象不再远离。因为爱的本意就是将施爱者和被爱者融为一体。”④在普罗提诺的理论中，人的思想是无限的，人的灵魂与身体都是神的庙宇。普氏的神秘主义哲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后的费内隆。

       从狭义上来说，静寂主义特指由西班牙神学家莫里诺斯(Miguel de Molinos，1640-1697)提出、后被法国盖恩夫人和费内隆加以继承与发展的神秘主义思想，提倡重冥想、轻圣事的灵修方式。莫利诺斯在1625年出版的《神修指导》中指出：沉静无为使灵魂达到完满，而堕落的人们会失去上帝的恩典；人不必参与常规的宗教礼仪，不应考虑通过何种途径可以获得救赎、如何达到至纯之境等具有功利心的问题，只需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上帝即可。⑤他忽视教会纪律、蔑视口头布道，淡化十字架的象征意义，否定人对基督、激情与死亡所进行的理性思考和逻辑推断。⑥1687年，莫里诺斯遭到教皇的公开谴责，被宗教法庭以道德败坏和异端罪论处。由于莫里诺斯劝导信徒通过灵魂与上帝直接对话并进行“寂静的祷告(l'oraison de quiétude)”，所以其思想被批评者贬为“静寂主义”。⑦

       盖恩夫人深受莫利诺斯的影响，声称信徒拥有与上帝直接沟通的能力。在此理论中，人若有所求才去爱上帝，便是低级的爱；因为上帝值得去爱而爱他，便较为高级；最高级的“纯爱(pur amour)”，则是要彻底放弃自己，抛弃所有的宗教仪式，投身于持续的冥想，完全顺服上帝旨意，不求任何回报。⑧相较于莫里诺斯，盖恩夫人倾注了更加浓烈的情感，采用了更加华丽的修辞，宣称人们只要对上帝倾注狂热的爱，就能变成真正的信徒。她的理论呈现出四个鲜明的、颇具争议的特点：首先，否定上帝和信徒之间存在中介，并藉此抹去高卢教会和罗马教廷存在的必要性；其次，强调冥想的修行方式，忽视教会规范和圣事，认为祈福和弥撒是不纯粹、不虔诚的行为；再次，鼓吹宗教生活中无欲无求的状态，批评为了获得福祉而信仰上帝的功利行为；最重要的是，用热烈的情感代替理性分析，强调完全投身上帝而不应进行理性思考。⑨

       1686年，盖恩夫人进入巴黎布道。她的信徒主要包括多农和巴黎等地的平民信徒、圣赛尔学校的学生以及以曼特农夫人为代表的上流贵族圈。盖恩夫人的静寂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巴黎大行其道，和当时法国独特的政治与宗教环境密不可分。由于国外战乱不休、国内新教倍受压迫、民众负面情绪升温，传统的信仰模式(弥撒、圣事)遭到信徒的怀疑。而且，1685年《枫丹白露诏令》颁布以后，神秘主义式冥想为许多从新教转信天主教的信徒(例如曼特农夫人)提供了易于接受的静修方式——既可以避免天主教弥撒，而又不致违背新的宗教身份。此外，太阳王时期法国的文化重心逐渐向凡尔赛宫转移，大量乡绅与地方贵族也从乡村移居巴黎。他们由此脱离了传统的实践与劳作，所以更加需要新的思想排遣内心的空虚。如此一来，神秘主义日渐成为许多教徒的精神给养，满足了贵族阶级及普通百姓的心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