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3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0)04-0186-10 一般认为，新加坡现代港口发端于1819年莱佛士自由贸易港政策，本文中“早期港口”是相较于1819年后“新加坡现代港口”而言，指1819年以前的新加坡港口。关于新加坡早期港口，国内外学术界鲜少有学者专门著述，新加坡本土学者也只在研究新加坡早期历史时指出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新加坡已是贸易繁荣的国际港口。①至于新加坡早期港口何时形成、为何衰落，几乎没有学者涉及。本文拟运用东西方古籍和新加坡考古发现的史料，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新加坡海域是海上丝绸之路所经之地之一 新加坡，地处于东南亚半岛区和群岛区②水域，扼守连接南海和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地带，不仅是东南亚地区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也是东西方海洋贸易必经的航行枢纽。 关于新加坡古称的早期记载有公元前110年班固《汉书-地理志》中的“皮宗”和公元3世纪的《吴时外国传·扶南土俗》中的“蒲罗中国”。汉朝时中国的造船和航海事业有了明显进步，并掌握了季风知识。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楼船将军杨仆平南越，以及元鼎六年横海将军韩锐浮海平东越，均可从其行军路线(由北向南)与季节(秋冬)推断是利用东北季风航行的。③汉武帝时期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中国开辟了从海上到达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这条航线。④中国的海船从雷州半岛出发，趁着东北季风，沿中南半岛东南和马来半岛东岸向南行驶，当风向转换之际，由都元国穿越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再利用西南季风北上。返航时由印度东南部出发，航行八个月至“皮宗”，再北上行驶两个月到达越南。关于“皮宗”，学术界普遍认同确指马来半岛南端近新加坡海峡处。⑤因此，新加坡海域应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往返的所经之地之一。 三国时期，地处东南沿海的东吴造船业发达，既有战船“艨冲”和“斗舰”，又有最大的“楼船”。其统治者孙权，多次派出强大的舰队去海外访问，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据《太平御览》卷787记载，“吴时康泰为中郎，表上《扶南土俗》：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同书卷791记载，“《扶南土俗传》曰：拘利东有蒲罗中，人人若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⑥许云樵考证“蒲罗中”就是新加坡，“蒲罗”是马来语Pulau的译音，是“岛”的意思，“中”是马来语Ujong的谐音，是“尽头”的意思，“蒲罗中”就是Pulau Ujong，意为“半岛尽头的岛”⑦，显然指马来半岛尽头的新加坡。⑧新加坡政府出版的《新加坡年鉴》和新加坡教科书都认同这一观点。“蒲罗中国”载于《扶南土俗》，或许“蒲罗中国”是扶南的属国，只是“其俗食人”，尚未开化，可能是唐朝“罗越人”(海人)的早期定居点。当然“蒲罗中国”之人是否长有五六寸长的尾巴，是否真有吃人风俗，都无从考证。但无论是汉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东吴派遣使节出使扶南，古新加坡海域都是其航程中的所经之地之一，或许只是作为航程中的路标而存在。到唐宋时期，作为室利佛逝属国的古新加坡，位于东西方海上贸易航线的中途，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成为阿拉伯、印度和中国商人穿越马六甲海峡时的停歇站和补给地，为早期港口的形成奠定了基本条件。 二 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中转站：室利佛逝时期港口雏形 公元7世纪，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室利佛逝(Srivijaya)崛起为一个政治兼商业大帝国。672-689年，室利佛逝的势力从其首府巨港(Palembang)的中心地带扩展开来，涵盖整个马六甲海峡。⑨据1030年Tanjor铭文记载，1025年室利佛逝遭到南印度朱罗王朝(Chola)袭击，逐渐走向衰落。⑩1275年室利佛逝再遭东爪哇信河沙里(Singhasari)洗劫，彻底失去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11)因此，可以推断马六甲海峡(包括新加坡)处于室利佛逝控制的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朝和宋朝。唐宋历史古籍和大量唐宋钱币在新加坡的出土，证实古新加坡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转站，而且初具港口形态。 (一)室利佛逝是海上丝绸之路必经的贸易王国 室利佛逝建国后，一直同中国王朝保持友好的朝贡贸易。据中国史籍记载，695-742年，室利佛逝6次遣使中国，向中国赠送乐师、侏儒和彩色鹦鹉，中国皇帝则授予国王荣衔作为回谢。此后有一段时间联系中断，直到公元904年室利佛逝与中国恢复通好后，中国史籍改称室利佛逝为三佛齐。(12)904-983年，三佛齐先后遣使来中国达11次。(13)室利佛逝在与中国保持较为密切来往的同时，也不断进行对外扩张，控制了连接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而此时的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是中国与印度、波斯、阿拉伯往来的必经之路，从西方来的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国商人，以及从中国前往印度和阿拉伯的商人都要经过此通道。东西方过往船只中途在室利佛逝各港口停泊，或补充淡水和食物，或等待季候风向继续航行。停泊时期东西方商人就地贸易。 室利佛逝作为古代海洋贸易强国，一直奉行强势的海外贸易政策。室利佛逝势力范围内的港口(包括马六甲海峡海域的海港)，除非得到室利佛逝统治者的许可，否则不得同外国商贾进行交易。(14)南宋周去非记载：“藩舶过境，有不入其国者，必出师尽杀之。”(15)南宋泉州港市舶司赵汝适记载：“其国在海中，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古用铁索为限，以备他盗，操纵有机，若商舶至则纵之。……若商舶过不入，即出船合战，期以必死，故国之舟幅凑焉。”(16)来自海港的税收和其他与贸易有关的财源，都流进了室利佛逝的统治者和少数贵族的口袋。(17)阿拉伯人记载，室利佛逝统治者向犹太人索取每艘船2万迪纳尔的款项作为过境税，纳毕方可继续驶往中国。据说摩诃罗阇每天征敛高达二百曼黄金的贡品，每曼价值六百迪拉姆。(18)除犹太人和阿拉伯的船只外，中国也是室利佛逝贸易的主要对象。凭借对东西方贸易通道的严密控制，室利佛逝发展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