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尽管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变革，但是，没有一种变革像今天的变革那样促进了社会面貌的积极变化和民众生活的全面改善，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组织方式，并从而改变了广大民众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的市场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一种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文化准备的条件下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在物质力量的不断推动下进行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始终非常艰难，作为重要内容的道德建设一直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因此，当人们现在不得不面对坑蒙拐骗，抢劫杀人，贪污腐败等等丑恶现象时，才猛然发现道德的沦丧和精神的堕落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葬送改革的成果，葬送民族的光明前途。也正是在这时，人们才深切地感到加强道德建设的紧迫性。于是，“德性就是力量”这一古老的箴言又重新出现在中国文化建设的前台，对于德性本身进行探究和认识并理解德性在安顿人的心灵秩序中所起的作用，也就同时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 一、德性就是力量 “德”字在商代卜辞中已出现，作“值”，与“直”相通，“德”字一开始并不完全具有“外得于人，内得于已”的道德涵义。《尚书》中渐渐把“德”作为接受天命的前提，并有“经德秉哲”、“敬德”、“明德”之说。另一方面，在西周之前，“德”还与“得”相通，含有“获得”、“占有”之意。而“获得”、“占有”又与征战、掠夺联系在一起，具体地讲，是指“受命受疆土”。到西周之时，人们逐步意识到，要长期占有疆土和奴隶就必须“尽人事”，即进行主观努力。因此，当西周人讨论“德”时，重点已经不在获得和占有上，而在于怎样获得和占有。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他们发现要“系民就必须惠民”，为了惠民，除了施恩保护之外还必须“教诰”，即进行训诫。“德以柔中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乃是周人治世的最高心得。应当指出的是，在先秦时期，德已具备了“外得于人，内得于已”的双重涵义。“外得于人”强调的是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内得于己”强调的是搞好个人的内心修养，谨守做人的规范，做到问心无愧。因此，《说文解字注》对“德”字做了下述解释：“内得于已，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 “性”字在汉语中也出现得很早。中国人一开始并没有将“物性”、“神性”与“人性”严格区别开来。因此，“性”可以通称万事万物的品质和特点，由于古人逐渐把目光由天命转向人事，“性”与人心的关联变得密切起来，并且成了道德自觉的主题。一方面，《诗经》、《书经》将具有人格、意志的神意称为天命，从而确定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中庸》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从而将“性”的涵义普遍化。在儒家学说中，人性问题成了关注的焦点，物性问题渐渐退到次要地位，甚至被淹没了，以致许氏《说文》对“性”做了这样的解释：“性，人之阳光，性善者也，从心、生声。”由于人性与人心经常连用，“人性”逐渐获得了“方向”的意思。孟子则干脆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作为人性的主要内容。 在西方，“德性”一词的涵义也经历了许多变化。据有的学者考证，德文中的“德性”最初指“能力”，英文的“德性”（Virtue，源于拉丁文的Virtu）本意是指“力量”。怀疑论者蒙台涅甚至说，“力量是一切德性的基础。”当卢梭和康德分别将德性视为“灵魂的力量”和“智慧的力量”时，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希腊人的道德理想，即不管人如何动心忍性，他都应当将德性确定为自己的本性。德性不仅是对公正行为的预想和体认，而且是自由自觉的智慧实践。 在《欧洲伦理生活史》一书中，英国学者莱基曾将德性分为四类：第一是严肃的德性，如庄敬、虔诚、贞操、刚正等，它们往往带有宗教意味，显示了人性中具有庄严肃穆的一面；第二是壮烈的德性，如勇敢、牺牲、忠烈、义侠、坚毅等等，它们大都属于武德，为战时所必需。这类德性是对一个人面对艰难困苦和生存死亡时的意志力的检验，所以它们往往有撼人心魄的感染力并被视为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第三是温和的道德，如仁慈、谦虚、礼貌、宽和等等，它们是使人和睦相处的德性；第四是实用的德性，如勤劳、节俭、信用、坚韧、谦和等等，它们是促使人们的事业获得成功的德性。然而，不管对德性作何种分类，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就是，自柏拉图详细论述不同阶层应有不同的德性以来，西方所说的德性就一直表现出历史的特性。但是，人类社会只要成为社会，就离不开一些维系这个社会的通则，也离不开一些激励人、鞭策人的通则。德性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就体现在这些通则的运用与实践中。 德性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关键所在。禽兽只受肉欲的支配，人则能以其德性节制自己的欲望，并把天然的情感自觉地扩展到社会的领域。在社会的共同体中，我们可以推己及人，敬他人，讲廉耻，秉礼让，使我们把对同类的殷殷关切上升到自由自觉的境界。没有这种德性的根基，人性就会沦为兽性，而兽性恰恰无法对付自然的凶险。今天，我们将道德关怀推广到人、社会与自然界，正是为了建立一个真正富有人性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性也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原始人从野蛮状态进展到文明状态的过程就是人们学会用道德规范进行精神自律的过程。 德性体现于风俗之中并通过风俗而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早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西方所说的“伦理”最早就包涵“风俗”的意思。今天，我们常用社会风气的好坏来衡量民众的普通道德水准的高下，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道德在维系人心、保持国脉方面的作用。风俗之好坏出于人心之所向，社会的元凶大恶必是伤国风、败良俗，害民魂的罪魁祸首。因此，我们可以说，败坏道德无异于败坏国民的灵魂。“风气影响于实际生活，具体化为典章制度，深入人心，积久不变”〔1〕，它蕴涵于人的意识，自发于人的行为，并最终形成习惯，构成人的第二天性。而且，德性始终是风俗中的津梁，它通过人格的力量激起他人的感佩，于无形中给人示范，引人追随。榜样的力量之所以无穷，正是因为它可以造成一种时势，凝聚人心，通过感召而使某种高尚行为获得众人的响应，从而改变社会成员的共同意识和普遍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