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0.05.02 儒家伦理思想是不是一种美德伦理?这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所呈现出来的争议，不仅涉及哲学层面上的理论判断，也涉及对整个现代儒学研究传统的历史评价。陈来的新著《儒学美德论》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涵盖了学界已有的主要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为我们继续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合的讨论样本。本文即以《儒学美德论》为中心，就此问题展开详细探究。由于涉及古今之变的公德与私德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焦点性问题，也是陈来在《儒学美德论》中所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并且他还有以《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为题的论文单独刊出，所以我将以整整一节的篇幅对之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与辨析，而这一节仍从属于对整个主题的探究。 一言以蔽之，陈来承认儒家伦理思想包含一种狭义的美德伦理，但他又特别强调，不能将儒家伦理思想完全归结为美德伦理。在表述他的完整结论时，他提出应当以“五个统一”来把握儒家伦理思想，认为最好用“君子伦理”等术语来刻画“儒家伦理的形态”： 相对于刘余莉所说的原则与美德的统一，我认为儒家伦理还是德性与德行的统一，道德与非道德的统一，公德与私德的统一，道德境界与超道德境界的统一。把握了这五个统一，才全面掌握了儒家伦理及其与美德伦理的关系。如果我们不用统一这个词，则可以说，儒家伦理思想，既重视美德也重视原则，既重视德性也重视德行，既重视道德也重视非道德，既重视私德也重视公德，既重视道德境界也重视超道德境界。① 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正是对以美德伦理学来诠释儒家伦理思想这一进路的高度认可：“无疑，美德伦理这一观念和运动，比起任何其他西方哲学或伦理学来说，对认识中国文化带来的积极效应，即它带来的对儒家伦理的可能的肯定，都是很突出的。”②大概是因为儒家伦理思想对美德的高度重视非常显见，陈来并没有花多少笔墨去辨析儒家伦理思想为何是一种美德伦理，也没有详细分析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争议，而是进一步去思考“儒家伦理能不能全部或整体归结为德性伦理”的问题③。这是我们正确理解“五个统一”论首先需要澄清的。以下我将详细分析，从美德伦理学的立场应当如何看待陈来所提出的“五个统一”。 规则与美德的统一指向规则与美德的关系问题，这是伦理学领域的基础性问题。在当代西方学术界的美德伦理学话语中，美德伦理学作为一种门类，正是在与规则伦理学的比较与区分中才得以成立。规则伦理学以规则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如义务论和功效主义，都是聚焦于行为的正当规则，因而都是典型的规则伦理学。相比之下，美德伦理学不是以规则，而是以美德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④。于是就有一个相应的质疑：美德伦理学如何给出行为的正当规则?对此，美德伦理学家已有深入的分析，如陈来提到过的赫斯特豪斯，就针对学术界的质疑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⑤。 既然判断一种伦理思想属于美德伦理学还是规则伦理学主要是看其思考的进路是聚焦于践行者的美德还是行为的正当规则，那么，当我们将儒家伦理思想置于这一判断标准面前，能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鉴于我对此问题已经有过较详细的分析⑥，在此我只聚焦于陈来论述中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理论关切。既然儒家伦理思想有对义务的高度重视，这一点也并不难看到，那么，疑问就在于：将儒家伦理思想完全归结为美德伦理是否妥当?无疑，这正是陈来运思于“儒学美德论”时历经的一个问题节点。 除了刘余莉，陈来还引用了李明辉的看法，试图说明将美德伦理学与康德式的义务论伦理学对立起来有其不妥之处，但是我必须指出，刘余莉的调和论并不彻底，李明辉的看法更存在严重的问题，完全无法得出他所预想的结论。指出康德思想中包含一种关于美德的伦理学论述，这自然会增加、完善我们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认识，这也是英美伦理学界的康德主义者在回应美德伦理学的挑战时已经做过、且做得有些过头、后来自己有所反悔的事情(此处特别指奥诺拉·奥尼尔)，但如果因此忽视美德伦理学与义务论伦理学的差异，则只能得出和稀泥的结论。 在康德那里，美德主要来自义务感，即“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也就是说，康德的美德概念是关联于其义务概念而被确立的。这是和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完全一致的。在这样一个理论脉络中呈现出来的概念图景完全是以义务为核心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其中美德概念完全基于道德义务而被定义。因此，正确的推论应当是，揭示出康德思想中存在的美德理论，恰恰说明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典型的、不同于美德伦理学的规则伦理学，而绝不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李明辉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只是停留于批评，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他不能也不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所以只能止于提出一个看似有效的批评性意见⑦。至于李明辉用康德意义上的道德之善和自然之善来诠释儒家传统中的义利之辨，其实更为恰当的理解是，义指向善，但义在儒家传统中更是一种与仁、礼、智、信并列的美德。李明辉所提出的另一个对他的论证更为关键的例子，是对孔子回答宰我三年之丧的分析，他以康德意义上的“存心伦理学”(即一般所谓与效果论相对而言的动机论)诠释之，其实对这个例子更好的诠释，恰恰是基于“孝”这个儒家传统中特别看重的美德来理解孔子的回答：正是孝的美德提供了一种非功利性的动机⑧。简而言之，美德伦理学从来不会忽略动机问题，一定包含一种基于美德概念而提出的关于伦理行为之动机的理论说明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