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社会急剧变化的环境，使得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受到冲击，当下所言的道德观的变化就是这种冲击所产生的一种结果。 对传统与超前道德的冲击与否定 传统道德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最有代表性又最有影响力的是儒家说教。从儒学的开山鼻祖孔子的道德说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仁爱”、“礼”性社会的向往；他试图以“仁”、“礼”观念为核心，建立一种既有利于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又能通过身传言教成为社会大众接受的道德价值观。他的确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历史最高度——儒教被人们推崇了两千多年！ 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之所以产生并成为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其植根的土壤，这土壤有适宜其生长的充足养分。除此之外，由于它的“仁”、“礼”很适合纯朴、善良的老百姓的口味，又很对统治阶级的政治味口，因此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被统治者长期利用。于是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忠、孝、义、诚、信、温、雅、恭、谦、让的说教，逐渐成为规范人的行为活动的准则，并成了排斥其他“异端”的祖传习惯。 对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樊篱的冲击，历史上历经波折，但真正构成反叛性冲击的只是现代，特别是今天。从“五·四”到解放，对封建专制的冲击是带有历史终结性的，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有很重的份量的，就连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也主张“古为今用”：吸取传统文化精华，发扬中国传统美德。为什么？第一，虽然道德是有阶级性的，但传统的道德观念中，许多对诚、礼、信等的理解以及对美与丑、善与恶等的判别，反映出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原则。第二，在生产力落后的土壤上，中国老百姓很难剔除宗法世袭观念，而实行观念变革的条件机制在于，它不仅倚仗于生产关系的变革，更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第三，道德是有继承性的，人类历史上一种新道德的产生，必然是对旧道德的否定，但不是绝对的否定，新旧道德之间有一定的连续性。正因为如此，过去我们对儒家说教等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批判与否定，主要是着眼于其阶级属性，除“忠”、“爱”对象的变化外，传统道德观念在老百姓心里的沉淀依然很深。 在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试图建立比传统伦理更为完善的道德规范，以使其与整个上层建筑相配套，这便是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乃至共产主义道德。 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道德，应该立足于社会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关系，并由此提出与此相应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要求。但是，由于过去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加之对国情的错误理解，长期以来，我们一方面本能地想把传统道德观念一古脑地舍弃，但另一方面除了几十年基本定纲的“五爱”原则外，却没有制订各种具体的适用于不同类别的人的道德规章。这样，所谓的道德观念实乃为一种政治信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又在一种过“左”、过急的政治观念感召下，把极为先进的道德标准作为所有人必须达到的道德要求。虽然提出这种要求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现实面前，把它作为唯一的、对全民适用的道德规范，却明显带有一定的时代超前性。在超前性的道德观念支配下，谁不表现出一种公而忘私、勇于献身、不怕牺牲的姿态，谁就会被斥为道德沦丧、大逆不道。不过人们不愿看见但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美妙绝伦的道德光环与人民群众的素质状况及觉悟程度有巨大反差，这种反差反映出道德建设在规律上由低级到高级循序发展的不可抵抗性。 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带来的急剧的社会变革对传统道德和超前道德的冲击是显然的，也是必然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今天，历史交付现实以社会重构的机遇，而社会也正在呼唤营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伦理。 多重道德的并存与碰撞 由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全方位的，而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是全新的、独具特色的，所以在破旧立新、推陈出新及开放、接轨的过程中，多重道德标准和道德规范不仅在具体个体的头脑中产生冲击，更在急剧变化社会的群体中并存、摩擦，此长彼消。 根据不同的道德观念对个人行为角色的规范性不同，我们把当今社会现实存在的道德观念分为几种类型。 一是腐朽型。这种类型的道德观严格地讲是无道德，它是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它在行为表现上是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功利。这种所谓的道德，实则是对人类社会性特征的反动。 二是传统型。这种类型的道德观，我们仅仅界定为遵循中国优秀道德传统部分。它既包含着仁、义、礼、信的温情，也有着保守、狭隘的欠缺。 三是广泛型。此种类型，乃指社会广泛倡导的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的集体主义道德。广泛型道德观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培植起来的，其基本要求就是“五爱”，而要实现的目的是为实现共同富裕服务。正是这种比较现实的原则和要求，较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