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20)05-0093-10 孙中山与章太炎是近代中国终结帝制、开创共和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事件的枢纽人物，相关研究车载斗量。仅就其亦敌亦友、分分合合的复杂关系这一专题，自20世纪改革开放伊始，即有唐振常、汤志钧等一批学者专门撰文阐述了截然不同的意见，①随后40年间，亦不断有学者修订前人之见解。②然而，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孙中山与章太炎于1916年底1917年初关系缓和的诸多历史细节，论述大略是一笔带过，言论间罕有谈及章太炎所作《会议通则》序言一事。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生命晚期的思想集大成者，备受其本人珍视，以至于“国事遗嘱”中第一个被提及，排在《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前。③孙中山逝世后，尤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建国方略》位列榜首之上述孙中山一系列著述作为“总理遗嘱”，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学界关于《建国方略》的研究在1949年后呈现十分不均衡的状态。④《建国方略》框架之下，比之其他两书，《会议通则》研究不多。⑤孙学论述关注《会议通则》者，几乎都注意到了章太炎所作之序言，然而在引用、论述的书写过程中，多为孙中山撰述本书之目的与意义服务，少有学者将之与孙、章两人的恩怨纠葛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 笔者将章太炎为孙中山《会议通则》所作序言放诸于更大之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希冀解释其文字背后的历史意义，确定该文本之历史地位，成一家之言，求教各位方家。 一、孙章交恶至和解契机乍现 孙中山与章太炎相识于1899年日本横滨，⑥有推翻清廷之共同革命理想，遂“定交”⑦结盟，后因为两人交恶，导致同盟会分裂。裂痕之深，虽取得革命成功亦不能弥合。⑧ 武昌起义胜利后，章太炎随即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⑨的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并与一些立宪派中人联合一道，另外组织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名为“统一党”。面对这一挑战，孙中山1911年12月30日在上海召集同盟会干部讨论是否改组同盟会问题时，指责章太炎此说乃是“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瞢之，是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⑩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仍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无奈，章太炎却不领情，不肯与孙中山合作，离开南京返回上海，“陶案”之后更是迁怒于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无论何项施政决策都极力反对之。3月10日，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就职誓词中宣称：“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约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11)孙、章等革命党人此时多为袁世凯所欺骗。解职当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说，称“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12)章太炎对袁更是抱有很大幻想，先是欣然接受总统府高等顾问这一虚衔，不久又担任东三省筹边使，兴致勃勃地跑到东北去“兴办实业”。(13)总之，自辛亥革命以降，孙中山与章太炎政治立场有异，交锋多于合作，且皆受制于袁世凯之权谋。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致死是当时中国历史进程转捩之大事件。孙中山举旗“二次革命”，却不敌袁世凯，1912至1913两年间，从万人拥戴的大总统到避居海外的流亡者，孙中山经历了由极盛至极衰的转变，人生之路可谓跌宕起伏；章太炎也在“宋案”发生之后，骂袁世凯“其用心阴鸷，正与西太后大同”，却也骂孙中山“与项城一丘之貉”，对黎元洪、岑春煊则寄予厚望，(14)“冒危入京师”(15)，最终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城，求人身自由而不可得。 1915年12月12日，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称帝，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得悉此讯，怒不可遏，随即发表《讨袁宣言》。12月25日，蔡锷云南起兵反袁，点燃全国反袁怒火，西南各省纷纷响应。袁氏在重压之下，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孙中山抓住时机，于5月1日抵达上海，第二次发表《讨袁宣言》，亲自主持讨袁事宜。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欲续任大总统亦不可得，于6月6日羞愤病故。孙中山和宋庆龄始可以无虞性命，在沪上租赁了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作为寓所，开始一段新生活。 章太炎也因为袁世凯一命呜呼，方才恢复自由。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继任中华民国总统。“二十一日，入谒黎公(黎元洪，引者按)，告以行意，黎公以道京师危状。余曰：军警不能为变，清世达官，其心难任也。今所望者，南方不屈，则公亦安。”(16)6月26日午后，他由京奉路快车出京。次日，由天津乘日本大潮丸轮船经大连去沪，7月1日抵达上海。 “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恚死之后，孙中山与章太炎重获自由，迁往上海，是不约而同，并非事先联通之结果。7月4日，黄兴亦从日本启程回国，来到上海，(17)为两人关系添加一缓和人物(18)；加之同为旅沪之革命党人的身份，孙、章两人于7月间多次共同出席活动：7月13日，两人应黄兴之邀请，共赴汇中饭店，为旅沪各省议员北上饯行。该会有两百余人规模，孙、章各作演说(19)；15日，共同出席广东驻沪国会议员于法租界尚贤堂所开的茶话会(20)；23日，日本之青木宣纯上将与该国驻沪总领事有吉明设宴招待北上的中国国会议员，孙、章皆在受邀之列；(21)25日，黄兴在徐园招待侨沪之重要日本友人，孙、章在席相陪；(22)28日，孙中山于一品香设宴，回请日本的青木宣纯、有吉明，中方出席亦有60余人，章太炎名列其中。(23) 1916年7月，孙、章两人同居上海，黄兴居间调停，共同出席活动，其间有不少共同发言之机会，隔阂多年后，此时增进不少互相之了解。但笔者未见两人有握手言欢之进一步姿态表示。7月15日，在尚贤堂所办茶话会上，孙中山作长篇发言，中间“杂以谐辞曰：仆因不愿人之争总统而让之，筹安会居然亦不愿人之争总统而倡帝制，可谓同志矣！今章太炎君将发‘请治帝制罪魁’电，邀仆署名。仆自维我即罪魁之一，求人曲赦之不遑，焉敢请人惩治？！因辞曰：不署、不署”，并当着章太炎的面，继而问在座“诸君闻此四字觉颇有哲学意味否？”众人于是大笑。(24)孙中山没有同意在章太炎的电文中共同署名，章太炎也并未计划在上海长居，而是选择转身南下广东肇庆，去见正在主持军务院的岑春煊，寻求政治合力，无奈失望而归，“见南方无可与谋者，遂出游南洋群岛，岁晚始归”。(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