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除了实用性外，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符号。它既具有反映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身份、宗教或族群归属，包括他(及他们)的政治文化乃至道德取向的功能，也是社会发展变动，特别是社会等级或阶级变动的重要晴雨表。自有服装以来，人们穿什么、怎么穿，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个人能决定的，除了受限于自然条件、工艺技术水平等物质因素外，更多地还取决于人们所在社会的发展程度及其社会阶层的变动，取决于新旧权力文化嬗变与更迭的影响程度。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全球渐入现代的发展轨道，以及新的阶层乃至新的阶级的产生，人们的权利意识日渐萌芽，许多民族和国家不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而且不少革命还曾直接引发人们着装模式的重大改变。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对法国人着装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法国大革命一度造成法国人服饰急剧变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之多，颇让人有一种应接不暇之感。①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会严重冲击传统社会文化，导致人们改变着装模式。同样，不同性质的革命所造成的权力文化的改变，和对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着装模式变动的影响程度，也会有很大不同。因此，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性何在，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场成功的革命，其对法国人着装模式的冲击只持续了几年时间。从探讨近代革命对文化影响的角度，只聚焦于法国大革命，明显是不够的。毕竟，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曾经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社会文化，影响了国人着装选择的革命，还有许多。其中值得重视的，就有同样极大冲击和影响了中国人着装模式的20世纪的中国革命。如果对两者的影响、作用及其原因加以比较研究，理当有助于我们发现它们的异同，并加深我们对这两场相隔了100多年的革命的历史关联性的了解。 这里所说的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包含了反满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在内的20世纪上半期的一连串的革命运动。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既是因为它们本质上都属于现代意义上以追求某种平等权利为诉求的革命，也是因为它们对平等的不同诉求，造成了国人在服装问题上或温和或激进的态度演变。在近代国人着装变化问题上，中国学界发表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已相当丰富，相对欠缺的主要是基于人类社会“近代服装文化”②变动的历史趋势，对整个20世纪革命造成的国人着装模式改变的深层次原因和其内在逻辑的研究论析。③ 罗兰·巴特曾经指出，研究服装史，“必须研究整个社会历史的大结构，从它身处的历史之中去把握”。④本文即尝试基于这一思路，对20世纪中国持续发生的革命运动，冲击影响国人着装全面“西化”的原因及其经过，做一概要的梳理和讨论。 “西装革履”是怎么来的？ 我们首先要问：西服是怎么到中国来的？对此，很多人可能马上会想到辛亥革命，想到“红帮裁缝”…… 但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西服”一词严格说来并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现代“西装革履”，相信不少人马上会联想到曾经连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 凡是去过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包括西部省份一些基层县市博物馆的人，一定会注意到那些各色各样、大小不一、“胡服胡帽”、深目高鼻、胡须浓密的胡人彩俑。在海路交通条件还不具备的时代，这些以粟特人为主的中亚商人在古代欧亚丝绸贸易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包括将西方民族的服饰和纺织技术传到中国。 比如，唐朝阎立本的传世名作《步辇图》中，吐番丞相禄东赞那身华丽的锦袍，质地和色彩明显不同于图中唐太宗等人袍服的用料。读一下相关研究，不难发现这一情况与丝绸之路将波斯的织锦技术引入中原有密切关系。⑤ 又比如，从考古研究和史书上也可以得知，北魏至唐，中原文化曾因丝绸之路而受到西域文化的广泛影响。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就用了两三节的篇幅专门介绍了唐朝服饰，特别是妇女的服饰、音乐、舞蹈和一些文化喜好受到西域民族文化影响的情况。⑥ 但是，通过丝绸之路，真正来自欧洲，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欧”“西洋”“西方”服饰的影响情况，至今尚未发现。不仅如此，唐以后近千年间，我们也看不到有“西装革履”之类的西方服装像上述西域民族服装那样传入中国。 目前所见有记载的欧洲人最早的旅华资料，仍然是《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商人之子，1271年他跟随父亲和叔叔从威尼斯动身，历经4年到达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境)，此后，他们在中原生活了20多年，直至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家乡。据说，当他们回到威尼斯时，他们的家人已完全认不得这3个人了。这不仅是因为20多年间他们的相貌大变，而且他们3人的着装完全是蒙古式的：身穿质地考究的绸面皮袍，内衬粗裘毛料，前胸用一排圆形铜纽扣扣住，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皮袍下摆长仅及膝，脚上穿的是高至膝盖的皮靴。而这个时代威尼斯商人日常交际时的穿着，主要还是长及脚踝的花缎长袍或天鹅绒长袍。⑦显然，他们的服装对元代中原文化没有吸引力，反倒是马可·波罗他们几个人在中原期间一直穿着蒙古服装。 在中世纪的欧洲，相当一段时间流行的穿着就是威尼斯人穿的那种较宽松的长袍。这是当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鄙视奢侈的文化导向决定的。不过，即使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到来，西欧几个主要殖民国家上层社会的流行服饰普遍转趋艳丽豪华之后，有机会经过海路大批进入到中国大陆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不曾对中国传统服装造成过挑战。相反，为了避免因自身长相及其宗教文化被当地社会排斥，传教士们开始时甚至有意不穿教廷规定的教士袍。他们最初选择穿中国和尚的袈裟，之后则穿上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日常着装——长衫。等他们来到北京，进入皇宫，受到皇帝的册封后，还都穿上了显示着荣耀和等级的朝廷赏赐的长袍官服。⑧结果显而易见，除了在当时实际上由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外，传教士的到来对明清之交中国人的着装，几乎不曾发生任何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