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國戰爭後中華革命黨基層成員的境遇  

作 者:
陳喆 

作者简介:
陳喆,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廣州 510275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死。以討袁為旗號的革命活動頓失法理依據,讓中華革命黨進退維谷。上海曾是中華革命黨指揮國內討袁革命的中樞所在,護國戰爭結束後,大量生計無著的基層革命黨人匯集於此,等待安置。財權兩空的中華革命黨不得不面對償還革命債務和安置基層成員的窘迫局面。過往研究側重於轟轟烈烈的革命過程,而疏忽了革命結束之後艱難的善後工作。旅滬革命黨人曲折的遣散過程,展示了革命的另一個面相,揭露了光環褪去之後的困頓和無奈。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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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0)03-0182-09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流亡日本,一邊整頓黨務,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一邊加強南洋支部建設,積極向海外華僑籌集討袁軍費。雲貴起兵後,中華革命黨亦加快步伐,試圖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山東等地發動武裝起義,搶在護國軍之前奪取政權。如果中華革命黨以武力推翻袁世凱政府,自可論功行賞,動用國家資源解決善後問題。然而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患病身死。不論黎元洪依舊約法繼任總統,還是按新約法代理職務,中華革命黨都無望立即掌握政權。因此對孫中山而言,不僅此次革命並未完全成功,還不得不面對革命遺留下來的兩個棘手問題:其一為革命債務的償還,其二為基層革命黨人的出路。①

      一、孫中山解救基層革命骨幹的努力

      1915年2月,陳其美將東京中華革命黨總務工作交給蔣介石,親自潛回上海指揮各地討袁軍事。②自此,上海成為國內革命活動的聯絡中樞。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次年建元洪憲。25日,蔡鍔等在雲南通電起兵,拉開了護國戰爭的序幕。中華革命黨亦加緊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活動,以圖儘早組織起自己的武裝力量奪取政權。潛伏的革命黨人大量聚集於漢口、上海等地,經費則多募自海外華僑。1916年5月1日,孫中山自日本回到上海主持革命大局。然而袁世凱的自然死亡讓中華革命黨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此時,針對袁世凱發動的武裝起義已經失去合法理由,但政權尚未得手,更缺乏可以妥善安置人數龐大的基層革命隊伍的資源。

      對於中華革命黨的基層領導人物,孫中山的確予以了相當的關注。革命黨人管鵬曾於辛亥時指揮起義軍在穎州大破安徽布政使倪嗣冲部,二次革命後流亡日本,和居正一起加入重組的中華革命黨,隨即奉命回上海籌劃舉事,被倪嗣冲爪牙誣為盗魁入獄。③經孫中山等設法營救,管鵬於1916年1月21日出獄而未被租界當局引渡。他於2月6日致函孫中山答謝救助,稱知遇之恩不敢忘,今後當如何效命,請時時指示。④孫中山遂任命管鵬為招撫使,聯絡雲貴護國軍。次年,他又追隨孫中山南下護法,旋即被任命為安徽宣撫使,規劃江淮起義方案。⑤袁世凱死後,北京政府於7月12日廢止“懲辦國賊條例”和“附亂自首特赦令”,宣布7月2日之前因政治犯罪被囚的犯人一律釋放,⑥但仍有部分革命黨人被囚於獄中。8月7日,革命黨人袁炯致函孫中山,稱江西湖口起義失敗後,曾與蔡世英、熊公福等人一起被捕。其本人因黎元洪赦令獲釋,但蔡、熊二人仍在獄中,請孫中山電告江西督軍李純釋放。⑦孫中山收函後乃於12日致電李純請釋蔡世英等人,之後又於17日致電湖北督軍王占元請釋革命黨人容景芳。15日、17日,李純和王占元分別覆電孫中山告知開釋情況。24日,福建督軍李厚基亦回電稱已遵黎元洪令,釋放所有政治犯。⑧討袁革命期間,南通革命黨人張澤霖因函勸馮國璋獨立被捕。張澤霖是陳其美的好友。陳其美生前稱讚他“生有異秉……義氣豪爽,臨大節而不奪,有異於常者”。⑨8月2日,林白水之妹林宗素致函孫中山表達仰慕之情,請求接見,並告以革命黨人張澤霖遭囚,希望能電請馮國璋釋放。⑩孫中山乃於4日給馮國璋發電,請求開釋張澤霖。(11)革命黨人秦毓鎏曾於辛亥時組織敢死隊光復無錫、金匱兩縣,二次革命時又隨黃興赴南京任江蘇討袁軍臨時籌餉處處長。革命失敗後被江蘇都督程德全密令拿捕,繼而判刑九年。孫中山於9月10日致函馮國璋請釋。(12)秦毓鎏乃於10月12日,即無錫光復日獲釋。(13)孫中山究竟有多少次為營救被囚革命黨人出面與當局周旋,已不得而知。這些基層革命黨領袖的獲釋過程,有些較為順利,有些則幾經周折。還有一些人,當局拒絕釋放,理由是他們不僅僅是政治犯,而且還涉及了刑事案件。例如江西督軍李純就孫中山所請,釋放了蔡世英、熊公福等人,但亦告知熊光煒在鄱陽“威逼公團,勒索鉅款,聚眾騷擾且傷害人命”,已構成刑事犯罪,不能開釋。(14)

      被釋放的基層革命黨領袖大多有功於辛亥革命,並在二次革命後潛伏內地活動,不幸因政治原因被捕。雖然袁世凱已死,但在北京及各地方政府看來,這些革命黨的基層領袖是特赦的政治犯而非護國功臣,更不可能論功行賞。所以,釋放是一回事,能否妥善安置則是另一回事。孫中山能安排任用的畢竟只有極少數人。此外,還有大批基層黨員,雖未入獄,但亦不可能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他們也急需正常的職業來養家糊口。

      二、基層革命黨人安置方案的籌劃

      護國戰爭期間,中華革命黨人的基層隊伍主要由海外華僑和內地革命黨人組成。由北美華僑組成的敢死先鋒隊效命於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中。1916年7月,孫中山派許崇智和蔣介石前往山東調查東北軍的情況,指示“能維持則維持,不能維持則解散”。8月13日,經過三周的調查之後,二人回電稱,居正名為總司令,實權操於陳中孚之手,其部擾民殊甚,草菅人命,根據先前得到的指示,建議解散東北軍。(15)雖然北京政府有意收編華僑敢死先鋒隊,但華僑們仍按照孫中山的意願,以創辦實業為名南下上海。9月28日,孫中山在康腦脫路徐園設宴款待南下華僑。(16)30日,中華革命黨又專門為華僑舉辦了歡迎大會,孫中山也應邀參加並發表了講話。(17)此時孫中山其實並無資源幫助他們創辦實業。遠在加拿大的維多利亞交通部長馬傑端也擔心華僑的命運。10月3日,他致函孫中山,請設法解決加屬華僑生計問題,或資遣回故里,或發給川資使返加拿大,或使入校學習,但求衣食有賴,免落為流離之民。(18)少數華僑返回美洲,個別請求回原籍入校學習(19),也有來華時忘記領取回頭紙(再次入境的憑證)的希望能繼續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20)最後,多數革命歸僑集中到無錫,由當地政府撥地墾荒。(21)

      相比區區幾百人的革命歸僑,數量龐大的國內基層革命黨人的出路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討袁革命期間,陳其美在上海秘密活動,聯絡各地舉事。1916年初,聚集滬上的革命黨人已經引起了媒體的關注。據2月24日《申報》消息,上海已聚集革命黨人八千,每月需六萬數千元維持,經費由孫中山在海外募捐,擬趁機響應雲南起義。(22)25日,《上海泰晤士報》(Shanghai Times)稱已有“紅鬍子”會匪兩千,受革命黨人教唆,乘汽船來滬,聚集於租界中預備起事。外交部接政府令,切實保障外人機構安全,並向碼頭加派警力,但未得領事團同意。又報陳其美在無錫或常州一帶活動,部眾預備以無錫為經營江蘇之基地。自雲南事發以來,革命黨人群聚上海,月耗六萬元,由孫中山向海外華僑募集經費支持,一旦時機成熟,將起事響應雲南護國軍。(23)次日,《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也刊登了同樣的消息。(24)報章傳聞未必全部屬實,但不論報出的數字多少,都說明滬上華洋兩界已對革命黨人聚集待命的情況表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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