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1916年随洪宪帝制运动而起的护国运动，维护了辛亥革命确立的共和制，同时也逆转了民国初年中国走向统一和集权的趋势，是民国初年历史的分水岭。无论对于洪宪帝制运动还是护国运动，列强的影响都至关重要，日本更是扮演了关键角色。既往研究或关注日本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京政府的“扼杀”，①或关注日本对南方护国军的帮助与援助，②但对于日本在护国军与北京政府互动中的作用，却探讨甚少。事实上，缺乏对列强尤其是日本因素的考察，就难以深入理解此时的南北互动和中国政局。 护国战争期间③的南北妥协，是决定护国战争走向的重要问题。就此问题，既有研究多由内政出发，着墨于袁政府不得不请求停战、议和，以及护国军方面虽暂时同意局部停战，但对袁留任大总统则绝不妥协，因此，停战虽局部达成，全国性妥协谈判则始终未能进行。实际上，妥协并非只有一种可能。鉴于云南的地理位置，北京政府最初并未设想完全清除护国军，而是计划在获得军事优势后，以宽大条件与护国军妥协，换取对帝制的承认。④若北京政府不能战胜护国军，在取消帝制的前提下，南北妥协仍存在袁留任总统、袁暂任总统和袁立即退位三个选项。护国军各领袖对袁态度不尽相同，也并非始终不变，其妥协意愿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对于南北妥协的走向，日本发挥了关键作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将日本与护国运动关系的相关记录整理为《袁世凱帝制計画一件(極秘)/反袁動乱及各地状況》。该记录被编为18卷之多，内容达数千页，反映了日本派驻中国人员与中国各方联络详情，及与本国联络情况。此外，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情报)部中国科科长浜面又助将其经受文书部分保存下来，经后人整理为《浜面又助文書》。这批文书，对了解参谋本部内部决策极有价值。以上述资料为基础，辅以日方相关档案及已刊文献，并与中方文献互证，大致可以勾勒出日本在南北妥协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护国战争初期形势与日本决定干涉 自1915年8月筹安会推动帝制以后，国内各政治势力及舆论界均出现了反对与抵制的声音，促成了反袁势力大联合。如谢持在1915年9月即观察到：“日来一般党人，颇有合图袁世凯之象。”⑤护国运动的爆发，与这一形势密不可分，反映出运动发生的必然性。但护国运动在1915年12月爆发，又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既往研究所指出，梁启超因冯国璋请求而致电云南，云南因此将计划提前，于1915年12月23日通电反对帝制，但此时军事部署尚未完成。⑥12月27日开始，云南护国军陆续向四川、贵州进发。由于军队驻扎地点分散，加上交通不便，进展极为缓慢。⑦当然，与北洋军相比，护国军仍然占得先机。1916年1月17日，护国军刘云峰支队与四川北军遭遇，并于18日占领横江，21日占领叙州。2月2日，川军刘存厚部在纳溪宣布独立，会合云南军董鸿勋支队于6日占领蓝田坝，并于7日基本完成对泸州的包围。⑧ 得知护国军起事，袁政府定下三路平滇之策。1月17日，北军第一路前锋抵达黔边，第二路前锋抵达重庆。2月10日，四川北军反攻，夺回蓝田坝，护国军团长陈礼门忧愤自杀。次日，董鸿勋部被迫南撤，北军解除了泸州之围。其后双方互有攻防。3月3日，北军冯玉祥部夺回叙州。3月7日，张敬尧部进占纳溪。护国军在四川战场受挫。⑨ 云南地方贫瘠，军队战斗力虽较强，但人数及军械储备均有限。1月5日，云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致函梁启超，表示云南经济穷乏，“非有大宗款项到手，不特难以展布，现局亦难支持”。⑩云南起义前，虽与江苏、贵州、广西等省有联络，但贵州迟至1月27日方响应，且对云南助力有限，广西则在3月之前于护国军及北京政府之间两面周旋，持观望姿态，以致梁启超感叹：“东南诸镇(指冯国璋——引者注)真是朽骨，今惟观望成败而已”，“乃至桂帅(指陆荣廷——引者注)亦同此态？良可浩叹。”(11) 事实上，在护国军起事初期，袁政府凭借远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不愿放弃帝制。1月5日，袁世凯重申接受帝位，并表示“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表达了实现帝制的决心。(12)2月17日，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町田经宇致电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告以“目下状况，袁尚无与云南军妥协之决心。若征讨军获得优势，运用诸种术策，结局或可成功”。(13)相反，护国军方面，信心并不充足。1月9日，英国驻云南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14)特地拜访唐继尧，唐坚持“袁不能称帝”，但同时表示很乐于在某种安排下实现妥协。(15) 在内外压力下，袁所拟登基日期一再推迟。2月9日，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George E.Morrison)在考察长江一带后提出备忘录，建议放弃复辟帝制，“建立宪政议会”，并设立“责任内阁”，以缓和国民反对。(16)但这一主张并未被袁立刻接受。2月23日，袁政府方申令缓办帝制。(17)此时袁虽缓办帝制，但并未完全放弃，也并不代表国内局势已无法收拾。 2月20日前后，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致电驻华公使日置益，询问在当时形势下，袁能否收拾时局。日置21日复电，告以袁不能于预定日期即位，威望已经受损，但尚不能断言“袁已权威坠地，人心叛离，再难收拾”，因构成袁实力之军队、财力，云贵军难以企及，若将云贵军击败，“只要无意外事变，形势必将一变”。(18)看来，各方均高度关注战场形势，但至少在1916年2月中下旬，胜败之数尚不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