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逐渐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著作，尤其是在宗教史领域获得比较广泛的应用。代表作当数法国著名学者阿尔丰斯·迪普龙①（Alphonse Dupront）的《论神圣：十字军和朝圣－图像及语言》（Du Sacré:Croisades et pèlerinages – Images et langages），作者运用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了各种朝圣，揭示了朝圣心理中的神圣感和集体无意识的十字军想象在历史长时段中的联系②。2017年，曾担任迪普龙助手的多米尼克·朱利亚（Dominique Julia）教授的新著《朝圣之旅：近代西方的朝圣（15-18世纪）》荣获法兰西学术院基佐奖③银章奖④，使这一研究方向再次获得法国史学界的关注。 朱利亚是法国近代朝圣史研究的权威，早年从事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教育史研究，1995年后转向研究近代朝圣史，1999年荣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银章奖，曾任欧洲宗教人类学研究中心⑤联合主任⑥。朱利亚在宗教史方面的独著不多，多数为与另一位法国近现代宗教史权威、巴黎一大学前校长菲利浦·布特里（Phillipe Boutry）的合著。《朝圣之旅》其实是一本论文集，收入了朱利亚于近20年来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多种刊物和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只有导言和个别章节为新作。不过该书编排得当，结构完整，系统地展现了朱利亚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是一本优秀的专著，法兰西学术院称“他这本充满热情的著作以独到的眼光审视了欧洲的宗教实践和我们当代人的精神焦虑”。 在法国宗教史研究的各个分支中，近代朝圣史研究相对比较简单。在朱利亚之前，除迪普龙外，该领域有影响的专著较少，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出版的通史性著作《神之路：从古至今的基督教朝圣史》（Les Chemins de Dieu:Histoire des pèlerinages chrétiens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中的相关章节，其中几个基本观点是学界共识：在16、17世纪，由于受到宗教改革的刺激，朝圣作为天主教独有的宗教实践而兴盛；到了18世纪以后，由于受到启蒙运动的批判，朝圣逐渐衰弱。⑦对于朱利亚个人而言，他在担任迪普龙助手时曾在朝圣者中进行田野调查，感受到20世纪中叶朝圣在法国乡村的衰败，也见证了近几十年来圣雅各之路的复兴。2006年由他整理出版的《朝圣者吉尔·卡约丹（1724）：一个兰斯哔叽师傅的回忆录》（Gilles Caillotin pèlerin 1724:Les Mémoires d’un maitre sergier rémois）更使他觉得有必要就宗教分裂背景下的朝圣作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第53页）。 《朝圣之旅》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二章从概念和历史时间的角度梳理了自中世纪末起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朝圣实践。第三、四、五、六章以朝圣地为核心，分别研究了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⑧、罗马和圣米歇尔山的朝圣。第七、八、九章分别关注了不同的朝圣文本，包括朝圣者的招供、日记及文本写作套路等。 本书所关注的时间范围为15-18世纪，与法国史通用的近代概念基本一致。许多学者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在使用这一时间段概念，但作者探讨了一些时间节点对朝圣史本身的意义：近代朝圣和中世纪朝圣、现当代朝圣的异同。第一个时间节点是，从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起，到1571年勒班陀（Lépante）大海战，西欧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使得朝圣者通过海路前往耶路撒冷越来越困难，直至近乎绝迹。这使得圣地逐渐被排除在西欧基督教世界之外，近代朝圣的主要目的地都在西欧，而中世纪朝圣的代表正是十字军（第15-17页）。基督教朝圣最原始的模式是去圣地、前往《圣经》中的各个地点，在近代逐步转变成膜拜供奉在西欧各个教堂（往往来自圣地）的圣物，例如洛雷托的圣屋（Santa Casa de Lorette），圣地重新在西欧的空间内被想象了出来。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1517年开始的宗教改革，无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都否定圣徒崇拜、圣物崇拜以及朝圣，朝圣从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世界共有的宗教实践，变成了天主教世界独有的宗教实践。随着天主教和新教的矛盾激化以及宗教战争的爆发，朝圣成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互相区别的标志（第17-18页）。新教军队过境之处，往往会有意识地破坏圣像、捣毁圣地，而天主教徒往往会在此后以“神迹”的方式重新“发现”圣像，重建圣地，改宗者更是会被要求去罗马朝圣。作者多次强调了天主教朝圣中对抗伊斯兰教或新教的意识形态，比如说前往罗马的朝圣彰显了教皇的权威，肯定了罗马“新耶路撒冷”的地位；圣母或大天使米迦勒成了天主教军队的保护者（第30-31页）；前往圣米歇尔山的儿童朝圣更是对东方前线士兵的精神支援（第272、276页）。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激进的反宗教政策显而易见地造成了历史的断裂，朝圣史也不例外，然而作者却强调其中的连续性。他找到了一些史料来证明在革命激进化以前，朝圣行为是被允许的，宗教仪式也曾经在革命初期伴随着革命前进（第129页）。即便是在1793年的革命恐怖之下，朝圣转入地下，没有被彻底打倒，并且革命时期的迫害又造就了一批新的“殉教者”，为后来现当代朝圣的兴起埋下了种子（第143-144页）。这些探讨的意义不局限于朝圣史、宗教史，对总体的近代史时段划分很有启发：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由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构成，而这些事件的影响触及了许多深层次的心态领域；强调朝圣在革命时期的连续性，隐约挑战了法国历史学界将大革命作为近代和现当代划分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