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20)03-0046-08 一、阶层分化的研究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农民分层研究也成为热点。对此，学界出现了分层与分化的争论。持分层观点的学者认为，在村庄社会被现代性和市场化全面改造的过程中，农民出现了以职业分层、收入分层、消费分层和身份分层为表现的阶层分化。持分化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农民虽然产生了经济分化，却并没有形成明显的阶层结构，反而在村庄中内生出去阶层分化机制，绝大多数农民在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价值认同上并没有出现阶层区隔。问题是，在城市化浪潮下，村庄的去阶层分化机制还起作用吗？农民的经济分化是否已经转化为阶层分化？ 当前，对农民阶层分化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宏观制度变迁视角，用定量方法进行的结构分析；另一种是基于底层农民实践视角，用经验研究方法展开的过程机制分析。关于中西部农民的阶层分化，两种研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阶层分化论和去阶层分化论。阶层分化论主要以经济分化为标准，通过研究个体农民的各类资源拥有量来划分阶层，定义分层结构。李强认为，农村社会阶层仍呈现出“倒丁字型”结构[1]，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类金字塔”结构[2]、“底层大、上层小的金字塔结构”[3]。这类研究的问题在于，用预设的个体单元、资源拥有指标去测量农民阶层结构，忽视了农民经济行为的家庭和社会基础，也忽视了农民就业与收入的模糊和不稳定性，虽然能够展示农民阶层结构的大致状态，但无法把握农民分层的逻辑，更无法呈现具体过程和微观机制。去阶层分化论的研究者认为，阶层不仅有经济内涵，还同时具有社会、政治、文化内涵。阶层出现往往意味着形成了有明显层级特点的圈层文化，同一阶层的人以资源拥有量为基础拥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权力地位，并以此来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阶层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在此意义上，持去阶层分化论的研究者认为，中西部农民“有分化无分层”[4]。杨华通过中等收入群体和去阶层分化机制论证了经济分化并不必然导致阶层分化。[5][6]具体来说，农村中间群体虽有分化但并不固化，他们是维系熟人社会的中坚力量，形塑着村内的社会性竞争，与其他群体之间没有拉开不可逾越的差距，甚至还能通过传统血缘地缘规范约束个体行为。因此，大多数村民仍然共享一种生活方式、一套公共话语和价值标准，阶层的自我表达被抑制，难以形成界限和区隔。张建雷提出“人口分化”机制，他认为大多数农民短期内由于劳动力数量和配置方式造成的家庭分化，可以通过人口周期的变化在长期内被追平，农户间虽然竞争但很难拉开实质性差距，心理上往往认为“别人有的自己迟早也会有”。[7]魏程琳则概括出“双轨分层”，回应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8] 不可否认，去阶层分化论从农民实践的角度揭示了村庄中的农民分化逻辑，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合理性及其保护性与稳定性意义。但是，去阶层分化、人口分化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是村庄社会的半开放状态，即大多数农民在城市完成生产，在村庄完成再生产。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动进入‘农二代’时代”，“单向城市化转向城乡互动”[9]，中西部人口半城市化率从5.20%增长到18.14%[10]，农村已经从半开放状态走向了全面开放。事实上，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内部开始产生以进城买房、买车、子代受教育、带孙子、过年等为标志的客观差距，农民生计安排、消费方式、生活空间、交往范围都逐渐脱离村庄。显然，过去能够“有分化无分层”的大部分中间农民群体有了阶层表达的空间和机会，开始走向分层。 已经有学者关注到阶层分化与农民家庭城市化之间的关联。夏柱智提出了农民家庭阶层分化与层级迁移规律[11]，发现了农民从村到乡，再到小城镇甚至大城市的迁移。也有学者通过阶层划分分析了农民家庭城市化的动力、类型和策略。[12]王通提出“联根式流动”，认为当前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和农村之间仍然紧密关联，并且与农民分化的不彻底性和流动的不充分性相互作用。[13]林辉煌考察了三十年来江汉平原农民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的变迁及特点。[14]不足在于，这类研究或者将阶层分化作为视角认识农民家庭行为、城市化、村庄社会变迁，或者将其作为注脚和后果，均未把阶层分化本身对象化。 综上所述，笔者将中西部农民阶层分化作为研究对象，认为随着家庭代际更替、分工模式升级和发展目标转换，二代农民已经从分化转向了分层，“代际分化”和“城乡分异”构成了当前农民的阶层分化逻辑，前者是经济分化的基本机制，后者提供了阶层表达的空间和机会。(注：杨磊认为“合力式家庭城市化”的实践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夫妻分工”阶段、“举家进城务工”阶段、“代际分工”阶段和“混合分工”阶段[15]。笔者将这一阶段式发展中的分工调整过程称为分工模式升级)具体来说，家庭人口周期不再发挥去阶层分化的作用，而是反过来通过代际传递成为阶层分化的推手；阶层表达不再被半开放的村庄社会抑制，而是通过“大城市—小城镇—乡镇—村庄”这一空间分异进行展示。于是，以不同阶层的家庭分别进入城市体系中的不同空间为标志，中西部农民出现了经济分化和空间分化相结合并以此带动生活、社会交往逐渐分割的阶层分化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