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自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城市住房供应主体逐渐由国家和单位转向市场，房地产市场迅速崛起，住房建设总量不断扩大，住房供应水平大幅提高，然而，城市住房资源的分配问题却愈演愈烈。一方面，部分居民占有多套房产，房价的快速上涨使其能够坐收住房资本升值之利，借由住房资源便可实现家庭财富的成倍增长；而另一方面，众多工作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却因为畸高的房价收入比而面临购房难题，要么透支其财富资源勉强实现购房，要么只能通过租房等方式来解决居住问题，承受高昂房租，忍受“蜗居”。而在各世代中，青年群体所面临的境况最为复杂。大多数青年群体尚处于事业起步期或成长期，财富收入积累不足；与此同时，他们却不得不应对来自职业、婚姻、生育、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压力，这些压力无不与住房问题的解决存在密切关联，可以说，青年群体正处于住房需求强烈却又缺乏购房能力的尴尬阶段。更为重要的是，青年群体作为住房制度改革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群体，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房价高涨时期，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群体内部的财富分化状况，加重了住房资源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居住困境。因此，对当前我国大城市青年群体住房分层的现状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探析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顺住房市场化改革后城市住房分层秩序变化的内在逻辑，对于青年群体财富不平等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自20世纪末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住房供应主体从国家转向市场[1]，逐步实现了住房商品化和住房分配的货币化[2][3]。然而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公房出售等政策的实行，原来在单位制福利住房分配制度下享受住房分配福利的职工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取公房[4]，而原来未能享有福利住房的群体则只能通过商品房市场进行购买，这就使得那些以低价获得公房的群体在住房市场化改革后处于优势地位，改革前福利住房分配制度下的住房分层结构以私有化的方式得到承认和延续，并成为改革后加剧住房不平等的重要原因[5]。由此一来，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与国家再分配机制对城镇住房分层秩序的影响及其二者间的关系一时成为住房分层研究关注的焦点，单位制下住房分层机制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延续，以及市场化机制对原有的住房分层形态产生的影响等都成为此次争论的核心议题。 关于转型过程中住房分层机制变化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市场转型理论”与“权力维续论”之间的争论。“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转型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使分配权力从国家转向市场，人力资本和企业家能力回报上升，而政治权力回报下降，在以市场为核心的分层机制下，社会资源的分配将逐渐向技术精英和经济精英倾斜[6]。因而，在住房资源的分配上，以人力资本和经济能力为核心的市场因素将成为决定城镇住房分层的决定性力量。而“权力维续论”则提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不能完全消除再分配机制的遗留效用，在人力资本回报增加的同时，昔日权力精英在资源分配中仍然处于优势地位[7][8][9][10][11][12]。 在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关于“权力维续论”与“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众说纷纭。一方面，部分研究致力于探讨住房改革后体制内外职工在住房占有和住房福利上还有无差异，以及这一差异的分布形态[13][14][15]；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则关注行政精英、市场精英与专业精英等在住房资源上所占优势的状况，旨在讨论我国社会经济环境下权力回报与人力资本回报之间的关系[16][17]。此外，也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市场与再分配机制之间的关系，提出由市场与再分配机制构成的双重分层体系在城市住房分配中发挥了“层叠效应”或双重扩展作用，市场资源与再分配资源分别向权力和资本拥有者集中，并经由“马太效应”不断放大，占据市场或再分配体系上层的群体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贫富差距将逐渐拉大[18][19][20][21]。 以上研究详细地探讨了在从单位制福利住房分配制度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城镇住房分层的现状及其影响机制。然而，随着住房市场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城镇住房资源的分配秩序也在逐渐发生转变，其中极为重要的变化是随着80后、90后的成长，这部分新生代群体开始进入住房市场，参与到住房资源的分配中，并将发展成为住房消费与投资的主力军。这部分青年群体没有经历过福利住房分配及住房制度改革阶段，较少地受到房改售房等政策的直接影响，再分配机制的遗留效应在这代人身上逐渐降解为更为隐晦的影响或只对极少数群体发挥作用。因而，于这部分青年群体而言，住房资源的分配已然回归到了市场和家庭领域，其分层秩序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转变。 从家庭层面来讲，住房制度改革后，家庭已成为城镇住房资源获取与占有的重要主体，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养育观念和继承传统使得父代家庭常将为子代购房或提供购房资助视为责任和义务，因而购房问题往往不单涉及年轻一代，而是包含了子代与父代家庭的共同决策。诸多研究都从家庭与代际关系层面入手来窥探住房分层机制发生的新变化。其一，“家庭结构论”认为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更有能力为其子女提供更多的住房支持，而房价的上涨无疑进一步强化了独生子女因代际资源传递而享有的优势，因而，房价越高，独生子女相较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购房优势越显著[22][23]。其二，“家庭禀赋论”则提出购房是一种家庭行为，家庭的经济能力越强，则在住房获得上越具有优势[24][25]。同时，家庭融资能力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影响住房分配的重要因素，其中既包括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制度性融资，也包括借助家庭关系网络获得资助的非制度性融资，研究表明，家庭的融资能力有助于其在住房资源获得上获得优势[26][27][28]。其三，还有一些研究集中探讨了代际资源传递对年轻一代住房获得的影响。刘祖云等指出户籍人口中代际差异已经取代阶层差异成为各阶层住房获得存在差别的原因[29]，得到父代购房资助的群体在住房资源获得上享有先天优势[30]。谌鸿燕进一步探究父代资助差异的原因发现，本地户籍、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家庭在为子女提供实物支持上比体制外、非本地户籍的父亲家庭更有优势[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