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D231；K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0)03-0171-11 革命曾經是中國近代史領域研究的主題，但是，在20世紀後半段，革命史研究卻有退潮之勢，出現了“把中國革命從歷史舞台中心移開的傾向”。①不過，革命畢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問題，將它從歷史舞台中心移開，就會使史學研究抓不住要害，造成研究的碎片化。有鑑於此，一批學者或堅守，或投入革命史研究，從而在21世紀之初形成了“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熱”②。正是在此過程中，一個新的學術概念“新革命史”出現了。這一術語雖然不能涵括近些年來所有革命史研究的新現象，但比較典型地反映了學界將革命史研究推入新境界的努力。 這一概念是李金錚提出來的。據其自述，2008年，在“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暨紀念喬志強先生誕辰8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他提交的論文《何以研究中共革命與鄉村社會》的最後一節以“向新革命史視角轉型”為標題。這篇論文經作者修改充實，成為次年他在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舉辦的全國社會史研究生暑期學校的講題《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社會史視野》。在那之後，又經修改，以《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為題發表於《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期。③從那以後，“新革命史”這一術語遂廣為人知。即使不以革命史為專攻的學者，對這一術語也“如雷貫耳”。④ 那麼，何為新革命史？李金錚在2016年發表的論文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如果說要給“新革命史”做一個比較明確的界定，大概可以這樣表述：“新革命史”是回歸樸素的實事求是精神，力圖改進傳統革命史觀的簡單思維模式，嘗試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艱難、曲折與複雜性，進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實際的概念和理論。⑤ 這一定義令筆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特別強調新革命史與中共革命史的關聯。其後，在2018年和2019年發表的相關論文中，李金錚也作了幾乎相同的闡釋。⑥但是，如此界定“新革命史”，總令人感覺有所不妥。由於他將“新革命史”僅僅定位為推進中共革命史研究，加上迄今為止冠以“新革命史”標題的研究成果，全都是關於中共革命史的，且大都發表於中共革命史的專業期刊，這就給人留下很深的“新革命史”只是“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⑦不以中共革命史為專攻的學者可能忍不住問：“傳統革命史”關注的對象還包括了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國民革命，“新革命史”卻只關注中共革命，豈不是有窄化革命史研究範圍的嫌疑？若要成為一個更富創意的學術概念，“新革命史”是否可以增強其包容性，擺脫“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致力於理解近代中國的各種革命運動？20世紀初，孫中山將自己領導的革命分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實則尚有思想革命、宗教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史學革命、文學革命、詩界革命、心靈革命等等絢麗多彩的革命。諸如此類的革命現象，似乎都可成為“新革命史”的學術陣地。即使是耳熟能詳的20世紀“三大革命”(即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也可再轉换思維，發現新天地。比如，一場革命，有革命方，必然有革命的對手方。通常認為，革命方是革命者，而革命的對手方則是被革命者、反革命者。但這很有可能是低估了近代中國革命複雜性而造成的誤解，實則20世紀三大革命的對手方也是中國革命運動中的某一段的參與者甚至主導者，也就是說，他們也是革命者。有趣的是，在李金錚與陳紅民討論“新革命史”的時候，已涉及到了這方面的內容。這充分顯示，“新革命史”有成為一個開放性學術概念的可能性，因此筆者樂意就一己所見，在這方面多談一談。寫作的態度，跟陳紅民和李金錚兩位一樣，是為了活躍革命史研究的氣氛，推動革命史研究的進步。 一、國民黨的歷史是“新革命史”的一部分 在2018年舉辦的“多元視野下的中共蘇維埃革命”學術研討會上，陳紅民做了一場大會發言，後經整理擴充，以《“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何為新，為何新，如何新？》為題，發表於當年《蘇區研究》第5期。這是“新革命史”概念提出以來第一篇正面商榷的文章，認為既然只有研究方法的進步，而在研究的核心內容方面並無變化，就沒有必要在“革命史”前面加一個“新”字；“新革命史”的重要方法創新是引入社會史的方法，但過於強調從其他學科借用方法，有“學術自卑”的嫌疑；並且，李金錚所闡釋的“新革命史”的方法並不新鮮，因為這些方法乃是“近些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普遍趨勢，各領域的學者均做過不同程度的努力”；被李金錚稱為“新革命史”代表作的一些作品，其作者並無“新革命史”的自覺意識，有點“被‘新革命史’”了的味道。他還為“新革命史”的完善，提出了四點建議。 針對陳紅民的質疑和建議，李金錚一一作了回應。筆者最感興味的，是兩位關於國民黨的討論。 陳紅民在文章開頭說，他的學術專攻是國民黨史與蔣介石，“對於革命史的研究我雖關注，但沒有任何的研究成果”。他對“新革命史”所提的第四條建議，是“借鑑學界研究革命對象的成果”，為此，他論述道：“民國時期，幾乎中共所有的重大事件、政策與決策，深究其背後，大都能找到國民黨的因素。國民黨是中共革命的主要對象，要全面認識共產黨革命的歷史，必須了解國民黨的歷史。如果沒有國民黨及其政權的存在，共產黨的革命歷程(包括其艱難性和曲折性)肯定會大不相同。”⑧這些論述給人的印象是，作者認為中共才是革命者，國民黨則是革命對象，因此，研究國民黨的歷史不是研究革命史。 本來，李金錚此前所論證的“新革命史”，就是關於中共革命史的，因此，陳紅民的說法，與李金錚的主張是吻合的。以此之故，當看到李金錚在回應文章中的如下論述，筆者難免有點訝異： 要全面認識共產黨革命的歷史，就必須了解國民黨的歷史，這是從對立面的鏡像中反觀自身歷史的有效方法。革命與反革命本來就是難以分割的對立統一體，任何一方的研究都可以促進對方的研究。筆者所提出的“加強區域和層級間關係的研究”，正是提醒這一方法的運用。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的歷史不僅僅是共產黨的對立面，它也曾有過“革命”的歷史，原本就在“新革命史”的範圍之內，只是迄今少為注意罷了。⑨ 訝異之餘，更多的是驚喜。這一段論述表明，雖然李金錚在這篇文章裡還在重申此前的觀點，宣稱自己提出“新革命史”的概念，為的是“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以揭示中共革命的運作形態尤其是艱難、曲折與複雜性”，⑩但其實在他心裡，“新革命史”已有更大的關懷，因為國民黨的歷史既然屬“新革命史”的範疇，則“新革命史”顯然不僅僅是中共革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