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0.04.09 一般都认为，甲午前后是中国人改变对西方态度的一个转折期，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正视甚至尊崇西方。在这个过程中，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当时人以及后来研究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当时一种特别流行的观点即“西学源出中国”之说，其代表是王仁俊光绪二十二年(1896)成书的《格致古微》。当时人对该书及书中观点皆颇能知悉①，陈独秀甚至带着批评意味地把那个时期概括为“《格致古微》时代”②。本文希望借助《格致古微》这一“西学源出中国论的集大成者”③，来讨论该说在甲午前后的思想地位和历史意义，借以反映晚清思想光谱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西学中源”说兴起于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晚清西学大规模进入，此说再次盛行④。既有研究的焦点主要放在此说如何影响中国人面对西学的态度，多指出了其说不乏牵强附会之处⑤。然而，“西学”之所以可牵合到“中源”，背后反映的是言说者对中、西学本质并无差异的信心，而对其涉及的中西异同问题，迄今学界认识尚不深入。《格致古微》以“表古籍之微，发西学之覆，将以严华洋之辨，大中外之防”⑥为宗旨，既力图沟通“古籍”和“西学”，同时又要区分中西，本身即潜藏着悖论。这种悖论提示了可从中西异同的角度对“西学中源”说重新进行分析。 中、西学的异同关系是近代中国人面临西学时的一个基本问题。尤其是在甲午前后，这个问题绝非只有一种答案。主张中西相通者认为中学与西学的区别只是乍看下去如此，经过融会贯通的努力，最终可以消弭这种对立，形成一个“不中不西，即中即西”⑦的新学术整体；主张中西相异者则认为中西虽不乏共通之处，但归根结底是有差别的，“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⑧。而“西学中源”说恰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独特认知。一方面，它和以东西方“心同理同”来强调中西相通的观点并非对立，而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希望从历史和文献上进一步落实中西相通的结论⑨，但另一方面，中西有别仍是“西学中源”说的重要宗旨，它并非以消弭中西差异为言说的最终目的。即使与同样兼具中西相别与相通两种面相的“中体西用”说相比，“西学中源”说也有自身的特点。“西学中源”说是建立在中西相通的基础上，而后区分二者的源流；“中体西用”说则是先以体用之分突出中西有别，再于此基础上将二者凑泊到一起⑩。从中西异同的角度看，两说差别的根源，是在同和异的逻辑优先性上恰好相反，前者以中西相通为基础，后者则以相别的一面为第一性。 甲午以后的中国不仅是一个中西学激烈对抗的时代，其实也暗含着某种融通中西、道出于一的可能性。“西学中源”说在区别中西的表象下潜藏着中西学相通的内核，正是这个时期思想复杂性的一个具体而微的表现。由此言之，陈独秀“《格致古微》时代”的概括，恰好描述出这个时期较少被人注意到的面相。但与此同时，对中西学关系认知倾向不尽相同的梁启超、谭嗣同、张之洞、简朝亮、严复都曾对“西学中源”说提出过批评，表明此说既不同于各方的观点，却颇具影响而引起了各方的回应。也就是说，“西学中源”说具有某种特别的思想个性，在当时的思想光谱中有其独特地位。但这样一种既反映某种时代面相又具有独特个性的观点并没有延续下去。陈独秀称“《格致古微》时代”的人物是一些“老维新党”(11)，既承认他们当时曾维“新”，却以后见之明视之为已落伍而“老”。或可以说，“西学中源”说代表了一种以中学为主融通中西的积极尝试，但这种尝试在中西竞争的一面日益彰显时逐渐退隐，甚至转变为某种负面、保守性的象征。是怎样的历史转变，使得这种曾经颇具影响的观点不复为人分享？这也是本文尝试讨论的问题。 一、“西学中源”说的两个层面 《格致古微》草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补纂于二十二年，并于是年刊行。该书搜辑古籍中可通乎西学格致的内容，分为六卷，除第五卷为“补遗、续补遗、通论”，第六卷为“表”外，前四卷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在第六卷中，王仁俊又“以泰西声光化电诸学为经，以中国四部为纬”，将各典籍排比成表，且称“按表而索，诚开通中西学术之门径”(12)。全书宗旨为： 表古籍之微，发西学之覆，将以严华洋之辨，大中外之防。(13) 这个宗旨反映了“西学中源”说的两个基本层面：以沟通中西为基本思路，却仍承认并维持二者之间有所区别。其所应对的，是甲午以降中西学异同关系问题。 正如余英时所说，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困惑的就是“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14)。甲午后受战败的刺激，在西学的涌入无法遏止的情形下，时人伴随着强烈的危机感，意识到需要突破原来的中西关系认知，寻找新的理解方式。一些人既指责原来的“守旧闻者，固执而不移”，又批评此前的“学新法者，浅尝而自足”(15)。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吾尊新之即以复古也”，不单纯是彼之所长皆吾所有的虚骄自大，其实也是要超越原来视中西为对立的眼光，希望拿出一套会通中西的融合性的自强方案，“欲新智学以存于鹰瞵虎视之秋，必自融中西隔膜之见始”(16)。但这种融合却也可能带来危险，另一些人就将“西学无畛域”的看法视为“亡国之言”，以为“视无畛域，其将如国何”(17)？可以说，甲午之后趋于白热化的中西新旧之争，实反映了中西学关系已成当时焦点议题，但中与西、新与旧的关系如何，则不同人有不同理解。已有学者指出，甲午以降的中西新旧之争，不但要注意中与西、新与旧竞争对抗的一面，更需关注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错综交织(18)。所谓的“《格致古微》时代”，其实也可以解读为一个中西学既相融合又相对抗、复杂交织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