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主义”话语的跨洋旅行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07-0105-21

       1922年1月1日，时任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正式公布《湖南省宪法》。其第四十八条规定：“依本法规定之本省公民，年满三十五岁以上，在湖南继续住居满五年以上者，得被选为省长”；第八十九条规定：“省内治安，省民共保之；省外军队，非经省议会议决及省政府允许，永远不得驻扎或通过本省境内”。①这两个条款是对当时湖南舆论界的“湘人治湘”口号的回应，在当时还对应着一个响亮的名称，叫作“湖南门罗主义”。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在1920年9月5日的《湖南们罗主义》②一文中，正式提出这一名称，主张夹在北京政府与护法军政府之间的湖南省，应该拒绝外省势力干预，同时也不干预外省事务，实行湖南民众的自治，一时应者如云。不过，在当时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还不是最早颁布“省宪”的省份。1921年9月浙江省颁布“省宪”，其第五十四条规定“本省选民年满三十五岁者，得被选为省长，如为现职军人时须解除军职方得就任”。③而这部省宪背后“浙人治浙”的口号，早在1917年的时候，就早已经有一个别名，叫作“浙江门罗主义”。④

       在近代宪法史研究领域，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联省自治”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宪法史研究系统探讨这场运动的关键符号“门罗主义”的来源和演变史。⑤“门罗主义”源自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针对欧洲“神圣同盟”干涉美洲革命图谋而发表的国情咨文，其最初的版本包含了三个核心原则，第一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对已独立的美洲国家的干涉；第三原则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事务，经常被称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原则。⑥在过去近两个世纪里，美国的“门罗主义”的解释经历了极大的变化：从1823年门罗总统侧重于区域防守和排斥外部干涉的政策，变成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 Roosevelt)肯定美国在美洲扮演“国际警察”角色的区域霸权原则，然后又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手中，变成一个没有空间限制的，适用于全球各地的政治原则。“门罗主义”如何从西半球传播到中国，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门罗主义”在中国何以与各省精英谋求自主性的诉求结合在一起？这种话语后来又如何淡出历史舞台？

       近代中国在省域层面的“门罗主义”话语(下文简称“省域门罗主义”话语)，放在全球的范围内都具有很强的独特性。近代日本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于是有了“东亚门罗主义”“亚洲门罗主义”乃至“大东亚共荣圈”；德国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于是就有了关于“大空间(Groraum)”“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种种探讨⑦，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以“大空间”概念来改造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法的尝试，在日本国际法学界激发了关于“广域国际法”的种种探讨⑧；意大利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产生了“巴尔干门罗主义”⑨，甚至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分别在南亚—印度洋和南太平洋主张自身的“门罗主义”。⑩在大部分例子中，“门罗主义”都指向一个“超国家”的空间——区域或全球，其主张者试图在这一空间内建立自身的主导地位，它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主要也是国际法问题。与这些案例比较，“门罗主义”进入近代中国后，很少激发中国政治精英谋求“超国家”的区域霸权的政治想象，却明显地嵌入了“次国家”的省域地方实力派谋求自主性的空间政治实践，因而对国内宪制的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

       源于“超国家”政治空间斗争的“门罗主义”话语，何以被挪用到“次国家”的政治空间之中？事实上，世界历史上不乏同一个关键词被“超国家”与“次国家”政治同时征用的现象，比如“balance of power”这一术语，在国家间层面通常被称为“均势”或“势力均衡”，而在“次国家”层面，则通常被作为separation of powers(权力分立)的附属现象，即权力的制衡。不过，balance of power本身指向的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力学原理，它被用于不同的空间层面，并不需要太多的转换。但“门罗主义”起源于一个具有极强历史性的外交政策，它只有在经历过进一步的抽象之后，才有可能被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空间层面。那么，“门罗主义”究竟是如何被“抽象化”并移植到不同的空间层面的？这种“抽象化”与移植，又带来了何种结果？

       本文试图探究上文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迄今为止，对“门罗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历程最具奠基性的研究出自郭双林教授，他的研究已经指出，晚清反满主义者策动各省脱离清廷自立的口号“中国人之中国”或“广东人之广东”都与美国的“门罗主义”有关。(11)这为我们探讨“门罗主义”如何被挪用于“次国家”的政治空间，提供了极佳的历史线索。但郭文的关注点本身并不在于“次国家”的政治空间，而在于“国家”“民族”这一层面的政治认同的建构，其探讨尚未延伸到对民国时期相关现象的梳理。因而，本文试图在郭双林教授研究的基础之上，系统探讨源自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如何传入中国，进而被“抽象化”，与不同于其源产地的空间政治形态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