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1917茶叶贸易背景下的中俄关系

作者简介:
刘再起,男,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俄罗斯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教学与研究;弗·达旗升,男,博士,西伯利亚联邦大学教授,世界历史教研室主任,万里茶道研究专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660041)。

原文出处: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的中俄关系与茶叶贸易息息相关。可以说,在这段时期茶叶贸易是中俄关系的基础。俄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量占到了双边贸易总额的90%,茶叶贸易的扩大要求不断地解决中俄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一方面茶叶贸易保障了19世纪下半叶中俄两国人民相对和睦的交往;另一方面,茶叶贸易导致了当时中俄双边贸易的严重失衡,引发沙俄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领土扩张政策。研究这一历史现象,对今天美国借口中美贸易失衡挑起中美贸易战也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1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083(2020)03-0001-09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是世界两大帝国——俄罗斯帝国和中国清朝历史终结时期。19世纪60年代前后,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沙俄开始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东方。在国内,亚历山大二世开启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在中国,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开始推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之后两国都经历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进程,然而有趣的是,1911年和1917年,在经历巨大的革命浪潮后,欧亚大陆的两大帝国都相继覆灭。

       同其他历史时期一样,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也是中俄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这一时期具有以下特点:(1)从1860年开始两国关系变得不平等;(2)这一时期两国互相开放边界,并在彼此领土上开展自由贸易;(3)中俄贸易出现不平衡(中国出口额约占双边贸易总额的90%,俄国出口额的占比则一直在10%上下浮动)。这些特点在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埋下了巨大的矛盾和风险,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两国关系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1861-1917年的中俄经贸关系以茶叶贸易为基础。与此相关的是19世纪中后期中俄关系的全面变化,虽然茶叶贸易保障了19世纪下半叶两国人民相对和睦的状态,也因为茶叶贸易使得中俄经贸出现了失衡,从而引发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俄关系的重大变化;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向俄国出口茶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文化进入欧洲,从而融入近代世界经济体系。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中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利益是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基础。我们从决定事务性质的本质特征的数量指标入手,基于多因素均衡原则来研究当时的中俄关系,从而找出,并对比与这一时期的中俄茶叶贸易有关的历史事实(包括重大事件),进而说明这些事实和事件对中俄关系性质的变化所造成的决定性影响。

       1 1861-1917年的中俄茶叶贸易

       关于中俄茶叶贸易,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俄国的对华贸易》分析得非常精准,俄国人的外交艺术和政治手腕使得其独占了中俄陆路的茶叶贸易,而且不费一枪一弹,取得了英国人和法国人梦寐以求的特殊利益,使得俄国的边陲小镇恰克图变成了“沙漠上的威尼斯”。因为早在19世纪初之前,茶叶就已成为中国出口俄国的主要商品。自1853年以来,俄国对华商品出口开始出现下降,以货易货的交易导致了俄罗斯进口茶叶量的减少。茶叶消费的稳定增长迫使沙俄政府对恰克图贸易实行重大改革。1855年,俄国颁布了一项“关于改革恰克图交易”的政府法令,允许在恰克图以自由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部分商品可用黄金买卖。此后,俄国对华贸易赤字开始持续增长,中俄经贸失衡导致两国关系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部分反映在1858-1860年双方签订的《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中。

       为履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的义务以及根据该条约的第14条,1862年2月,俄国公使巴柳捷克与清廷全权代表签署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该章程规定试行3年,共22条。1869年4月,双方又签署了新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由沙俄驻北京公使弗兰加利代表俄方签署。1881年2月,中俄两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圣彼得堡条约》,并在随后签署了《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尽管当时中俄签署了这些文件,且中俄经贸的自由度较高,但中俄间陆路茶叶贸易仍然受到严格管制,俄国从中国南方地区进口的茶叶后来被迫走水路,通过天津和张家口输送到俄罗斯。每年有超过30万箱的各类中国茶叶经过天津运往北方邻居,为此,每年有数十位俄商在直隶省长期居住和工作,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茶叶贸易是俄国在直隶省存在的重要经济条件。

       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俄商立即前往中国的华中和华南地区。在俄国商队前往中国的途中,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而且处理得还不很愉快。据恰克图商务代理人И.А.涅尔宾写道:“蒙古境内一直畅通无阻……我们以为,可能会完全没有阻碍地顺利抵达北京。但我们的期望落空了……6名清朝官员迎面向商队走来,带领着10名士兵和2名蒙古语翻译。他们叫停了我们的商队,其中一位官员顶戴官帽,上缀一颗透明的白色水晶石顶珠并插有一枝花翎(清朝五品官员的顶戴),他说有一封给我的信件,关于信件的内容需要和我们就地谈谈。商队刚好在一个驿站附近被拦下,所以我们就进了屋里。这封信是俄罗斯东正教修士大司祭古里于3月31日写的。待我们读完信后,清廷官员就问我们有什么打算,‘我们要取道独石口①去北京。’我回答道。‘既然古里大司祭建议你们去张家口,那么你们还是按他的意见办吧。’该官员进而补充道:‘你们不能去独石口,那里路途艰险,而且我们也是奉圣旨行事。’出于对清廷皇帝圣旨的尊重,我们不再坚持己见,准备改道去往张家口”[1]。1861年5月,俄商抵达清朝都城,同年9月24日商队从天津启程返俄。И.А.涅尔宾在中国期间发现,在当时的条件下,通过陆路运输茶叶至恰克图的华商因中国境内的海关税费很高,华商很难与外国人竞争。早在1861年5月,И.А.涅尔宾就将这一发现,上报给了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市行政长官А.И.杰斯伯特·泽诺维奇。

       与此同时,俄国允许经过欧洲边境从中国进口茶叶。与通过汉口至恰克图的传统陆路运输路线相比,俄国茶叶公司委托西方海运公司通过海路运输茶叶的费用要更低些。但是俄国外长指出:“恰克图贸易的衰落可能会导致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疏远。”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西伯利亚边境俄国的关税远低于俄国的欧洲部分。可见,19世纪下半叶,沙俄政府认为,正是中俄边境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使得中俄关系更加密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