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0)02-0204-15 史学界曾发生过一场关于《大同书》成书年代及其思想实质的论争，虽然波及范围不广，但持续时间长久，备受学术界关注。房德邻于1995年撰文说：“从50年代到80年代，关于《大同书》成书时间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①自1957年汤志钧发文挑战开始，至2016年其专著《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大同书〉》出版，经历了五十余年。2018年纪念戊戌变法120周年，茅海建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座谈会上作题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的研究报告，至此，经历了60余年的论争，一直没有间断，一度成为学术公案。 仅仅为了《大同书》的成书年代，看似不起眼的早晚相差数年的小问题，竟然激发起专家学者们极大兴趣和关注，接连不断地撰文辩驳，激烈争论，并持续数十年之久，这难道是“小题大做”吗?完全不是。汤志钧先生这样解释其中深奥的道理：“因为一个人的撰著，特别是政治家、思想家的撰著，总是时代的产物，总是他在该时期对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的反映。因此，正确剖析他的思想内涵，就要弄清他写作和发表的时代背景。”②始于60多年前的这场学术论争，论者的某些观点或许不够准确或早已落伍，但作为实证研究和学术辩论，今天重温其发端和展开，还是具有启迪作用和参考价值的。 一 论争起因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重要著作之一，他的大同理想影响了近现代众多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共同向往“大同之治”、“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的社会，而“大同社会”也是人民大众向往的理想社会。 《大同书》于1913年由《不忍》杂志刊出，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汇集出书，有甲、乙两部。《大同书》全书直至康有为逝世后，经其晚年弟子钱定安校订，由中华书局于1935年4月发行。1949年后，章锡琛、周振甫利用各本及从康氏家族处借到的抄本，参照校点，于1956年8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大同书》自问世后，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很快在世界各国流行。德国汉学家理查德·卫礼贤(Richaid Wilhelm)于1922年著《中国之魂》，1926年出版英文译本，书中介绍了《大同书》；1958年伦敦出版汤普森(Laurence G.Thompson)翻译的《大同书》；1959年在莫斯科出版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的《中国变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书中详细介绍了《大同书》；1974年联邦德国出版赫斯特·库贝翻译的《大同书》；1983年日本出版坂出祥伸的《中国古典名著〈大同书〉》等等。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大同书》成书年代及其思想实质问题的讨论。1955年，李泽厚在《文史哲》1955年第2期上发表《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文。李泽厚在文章开头指出《大同书》是“长久被误解和曲解的著作之一”，并列例说，李锐说《大同书》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嵇文甫说《大同书》是没有现实社会基础的“游离了的学说”；范文澜认为康有为著书目的是为了“给中国资产阶级指示出路”；毛健予则确信著书目的是为了“欺骗和麻醉人民群众，以缓和人民革命高潮”。李泽厚不同意这些人的说法，认为“这种种不同看法造成混乱的感觉”，而“《大同书》的内容和特色是它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比较集中和没有掩盖地表述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予以《大同书》及其作者充分的肯定。 在李泽厚看来，康有为《大同书》的进步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大同世界’的空想中，处处潜伏着软弱妥协的改良主义思想实质；另一方面，《大同书》却又远远超出了改良派的现实要求，阐述了其政治纲领中所不敢触及的思想和主张。……对美满‘理想’的热情的幻觉和追求成了当时改良派中坚分子(以谭嗣同为首的左翼和康有为的嫡系学生)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动力。”又认为：“康有为这种‘世界乐园’的幻想和确信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观点，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同时客观上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还认为：“《大同书》抛开一切虚伪的封建道德外衣，打出了这个朴质的人本主义旗帜作为其建造新社会的理论根据。”并指出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超越了封建地主等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范围。客观上，它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憎恨和要求摆脱剥削压迫的思想情绪的反映。它具有着一定的人民性。”“‘大同’社会的空想是反封建的呼声。” 李泽厚肯定了康有为等启蒙思想家的进步意义和作用，强调“康有为坚持改良主义道路，就不但根本不能实现其‘至善至美之理想’，反而最后只得彻底抛弃了它，埋葬了它”。又引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话：“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认为“这就正是对康有为和其大同理想的最深刻最确切的评价”。寓意康有为只是在理论上阐述了大同理想，但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找到了那条使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有关《大同书》的成书年代，李泽厚这样阐述：“《大同书》虽然成书极晚，虽然其中还夹杂着某些康氏晚年的思想；但是，其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却是产生得颇早的。康有为本人及其亲密的学生朋友(如陈千秋、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曾不止一次地说明过这点。实际上，一八八四年‘演大同之义’的《人类公理》，就是《大同书》的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