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E238；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20)02-0023-22 近代以来，日渐强盛的西风将西洋医学吹入中国军界。民国北京政府陆军部所办陆军军医学校是中央政府开设的一所重要的军事医学院校，是清末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续办，更是晚清以来西洋医学在中华传播的结果。1949年以前，关于该校的各种看法，存在诸多模糊和讹误之处。①1980年代，一些医学史的通论性著作对陆军军医学校时有提及。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该校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对于该校的史实廓清作出了较大贡献，②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主要是研究尚不够完整细化、结论多有彼此矛盾乃至明显背离史实之处。早在1928年冬，该校毕业生吴羽白即指出，“陆军军医学校成立于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国内各专门医学校里面，要算资格最老的、历史最长的一个。先后毕业人员，不下千余人”。③可以说，这一教育机构，无论是在中国近代医学教育史领域还是军事教育史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笔者拟将这所陆军军医学校置于当时政局中进行考察，还原其真实面貌，以期推进中国近代军事医学教育史的研究。 一、清末北洋军医学堂在天津初设 1901年，袁世凯奉命在天津编练北洋常备陆军，同时设立北洋军医局和陆军医院。“斯时医才缺乏，中医居大多数，间有一二专门医员，悉非军医出身”，这与新式陆军对医疗救护人材的需求相差较远，也“于军队卫生之计划尚未讲求”。袁世凯认为，“东西各国，崇尚教育，医计器械皆设专科，以专科之学问，定军佐之职司，是以士饱马腾，虽裹创舁伤而愈奋”，特于次年9月，请准在天津设立行营军医学堂，“以为养成军医人材之所”，并拨给水师营地基，作为建造军医学堂的基础，“徒以建造需时”，学堂暂借天津东门外南斜街浙江海运局房舍，于11月24日开办④，北洋候补道徐华清(北洋医学堂首期毕业生)为总办，唐文源(北洋医学堂二期生)为监督，聘日本二等军医正平贺精次郎为总教习，学制4年。⑤ 学堂开办后，袁世凯明显感觉到“海运局地甚狭小”，曾与同在天津的北洋医学堂商量借用一处地方，然对方所能挪让者“又为铁路局办公之地，一时未能腾让，遂议定在三叉河口东关地”另建学堂新址。⑥此间，学堂一度迁入东关外的陆军医院内，“所有学生以四十名为定额，并陆军各营医生咨送肄习西医，该堂一切事宜系马医学堂监督姜大令(即姜文熙，笔者注)兼理，刻已奉到袁宫保札饬矣，约在六月间即可开办，以便招考学生”⑦。首期学生中，天津籍尤多，考试科目有国文、日文和英文，“考虑到当时会外文的不多，所以试题很浅。还有变通办法，即不懂外文者，只要国文特别好，也可录取，进校后再补习外文。这样一来，有不少举人、秀才也来考。”招生年龄虽限定为18-25岁，“但有些人瞒了岁数。所以学生中不但有举人、秀才，还有三四十岁的老学生，是一个中西合璧、老少俱全的大杂烩。”⑧尽管如此，“当时招收的第一、第二期学员多系在同文馆学习过外文的学生”。⑨ 此时，中国社会对于中西医的争论已非一日。学堂特于1903年出台《军医学堂章程》，就推行西医向外界作出解释：“现各省仿照西法练兵，将来军医必不可少，拟延请东西洋著名军医，专教各省军人，学额以各省派来人数为定”，其“学费酌议”。之所以采用西医而非中医，“军医专习西法，行军所需药物以简为要，华医药味太多，不易齐备，不若西医用法捷而备药简也。”“军医以伤科为重，凡跌打损伤等症，中医旧传有妙法验方，亦须学习，以助西法之不足。”⑩ 1904年年底，学堂招新生，“凡考取者，入堂肄业普通医学三年，毕业后，禀由直督派员大考一次，以列入优等学生，派赴东西各国学习专门，由官给费。列入次等者，则发给文凭，派赴各营充当军医。”另外，学堂还从日本中岛裁之开办的京师东文学社录取25名谙熟日文的学生。(11) 1904年秋，学堂增设解剖学一门，“惟中国风气未开，不敢骤然试验，仅以猪羊等畜代之”，后“由日本教习某君在日本购来人体数具，用药水贮之玻璃大蹲中，以资考验。”(12)1906年，总教习平贺精次郎“以解剖课程仅系纸上空谈，不若实行经验，特从外洋购来全蜡人型一具，令各学生一一拆卸，复一一安接，以期久久习验，洞悉人身作用”。(13) 1905年3月，袁世凯为扩充该校学生规模，同时平衡在清末新政中时而出现的满汉矛盾，奏请挑选满、汉学生140名，“分班毕业，分年授课，以储正副军医官、军医长之选”。(14)1906年4月，学堂新校舍在天津河北四马路黄纬路一带(15)落成，遂一体迁入。学堂教员多为日人，总教习仍为平贺精次郎，三井、高桥、北山、四杖、我妻、藤田、味刚等日本教习用日文教学，只有中国教习吴为雨1人并用中文教学，学堂与“日本教习都订有合同，对他们是特别优待，平贺月薪350两银子，其他教习也是250两银子”。学堂另附设防疫学堂，由日本教员古城梅溪主持。清廷准袁世凯所请，学堂增招旗籍学生一班，共20多人，又续招第二期学生120名，“冬季招生，春季入学”。“因很多人没学过日文，只好在学生中挑选出几个日文好的，作为‘主听’，教习讲课他得记下来，由国文好的加以整理，再由日本教习看一下，不对的改正(日本教习多懂得中文)，再油印分发。刻蜡版、印刷等事，全由学生自己干。那时学生的功课是忙的，还得赶学日文”。(16)据沙林芳回忆：“第二期学员多为八旗子弟，故又称第二期为旗班。因当时的人多数不愿上洋学堂，故由八旗贵胄中选拔子弟入学。”(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