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时期的东北豆货业看日商与华商的关系

作 者:
吴起 

作者简介:
吴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金华 321004

原文出处:
中国经济史研究

内容提要:

晚清时期,大量日商进入中国活动,与华商打交道。作为日本在华商业资本的代表,三井物产会社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参与中国东北豆货业,与华商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三井物产会社初始主要依靠营口华商收购豆货。日俄战争后,三井物产会社进入东北内地收购豆货,但华商仍然是重要的收购来源。在东北豆货的不同贸易市场,三井物产会社与华商形成了不同关系。在对日贸易方面,三井物产会社与一些华商发挥各自的优势联合经营东北豆货对日贸易。日俄战争后双方又展开竞争。在沿海贸易方面,三井物产会社无力挑战华商的优势地位。在对欧贸易方面则呈现出相反的局面。三井物产会社还利用华商的资本、经验和声望,与华商合资开办新式油坊。三井物产会社之类的日商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妥善处理并调整了与华商的关系。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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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以降,大量外商①进入中国。这些外商一方面充分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另一方面则与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打交道并构建社会关系网。对于外商而言,华商既是交易对象,又是竞争对手,能否处理好与华商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商在华活动的成败。

       对于近代中外商人关系,国内外学界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宫田道昭考察了19世纪后期的中国商业行会,指出华商和外商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②汪敬虞通过考察19世纪后期中国的豆货贸易和生产,指出旧式华商遭到外国洋行的打击,但也有一些新式华商通过依附外国洋行得到发展。③墨菲认为通商口岸的华商对洋商的经济渗透进行了成功的抵制。④张国义认为华商和洋商的关系经历了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依附共生关系,到六七十年代的合作竞争关系,再到八九十年代的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⑤这些研究大多着力于华商与洋商的关系,较少关注日商。对于晚于洋商进入中国的日商而言,由于有洋商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更能认识到与华商关系的重要性。但是考察近代日商与华商关系的研究,或者强调两者的对立,或者强调两者的合作,而且总体性评述居多,缺乏有深度的个案分析。⑥

       有鉴于此,本文以三井物产会社(以下简称三井物产)为例,考察日商如何认识并处理与华商的关系。三井物产是近代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日本商社之一。而且在晚清时期,日本在华大资本与中小资本在对华态度上的分化还不像之后那样明显。三井物产不仅是日本在华大资本的代表,也充当着日本商业资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先锋和主力。在考察晚清时期日商与华商关系时,三井物产具有足够的典型性和代表性。⑦具体考察范围则限定为晚清时期的东北豆货业。豆货是晚清时期中国东北地区输出的主要商品。关于近代东北豆货业特别是豆货贸易状况与豆货交易体制的研究较多,其中一些研究对参与豆货业的华商、外商特别是日商也有所论述,但其关注重点不在两者之间的关系。⑧豆货也是三井物产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首先着手并重点经营的商品,塚瀬进考察了三井物产在近代东北豆货业的活动,对三井物产与华商的关系亦有所涉及,但没有展开分析。⑨本文通过考察晚清时期的东北豆货业,探讨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商与华商的关系。

       一、甲午战争前的东北豆货业与中外商人

       1861年营口开埠以前,中国东北地区的豆货业完全由华商掌控。营口开埠后,洋商开始参与东北豆货业。

       甲午战争前,东北的大豆主要由农民生产,而其主要买主则是粮栈。农民将自产大豆在集市上直接售卖给当地粮栈,或者通过粮贩、车店间接售卖给集散地粮栈。奉天、开源、铁岭等是当时比较重要的大豆集散地。这些集散地粮栈再通过辽河水运或陆路将大豆转售给营口的粮栈。有些集散地的粮栈与营口的粮栈还是联号。当时营口是东北唯一的通商口岸,与出口商(包括华商和洋商)存在直接联系的大粮栈大多都在营口。这些营口的大粮栈多由山东商人、广东商人与本地商人经营。⑩

       粮栈之外,油坊也会收购大豆用来生产豆饼、豆油,很多油坊与粮栈属于同一商号。道光年间,西义顺、兴茂福等油坊就在营口开业。1861年后,营口的华商油坊逐渐增加,成为东北地区油坊业的中心。这些油坊大多使用骡马带动石臼压榨大豆,生产方式相对落后。(11)

       洋商也尝试在营口开设油坊。1868年10月,英商怡和洋行在营口开设了第一家使用机械动力的新式油坊,可是不到两年就停产了。怡和油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遭到当地华商的反对。怡和油坊为了减少收购大豆的成本,试图绕过华商直接向农民收购大豆,遭到华商的抵制,难以获取足够的大豆作为原料。怡和油坊的工人,也多从营口的旧式油坊招募而来。这些工人受原雇主的影响,经常组织罢工。怡和油坊的老板哀叹,“如果我能够得到一个有声望的中国人,一开始就和我共事,我就一定能够把这个工厂办成一个有利可图的事业”。(12)这次不成功的尝试后,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洋商都没有在营口再次开设油坊。

       营口的华商粮栈、油坊掌握了东北地区大部分外销豆货,但很少直接从事豆货出口业务。东北豆货的出口主要由外地的客商掌控。营口开埠后,华南逐步确立了作为东北豆货主要市场的地位。广东等地商人大量来到营口收购豆货运送到汕头、厦门等口岸。为了筹集收购豆货的资金,这些商人还会将棉布、杂货等商品输入营口进行销售。(13)

       1862年,清政府解除“豆禁”,允许外国轮船运销营口豆货,洋商利用其航运、保险等优势,大量运输东北豆货到南方口岸。1869年上海洋商雇佣轮船装运营口大豆直接出口到长崎,开拓了东北豆货对日贸易。由于东北豆饼作为肥料的价值较大,日本逐渐成为东北豆货特别是豆饼的主要市场之一。华商不甘落于洋商之后,从1871年开始参与东北豆货对日贸易。

       随着豆货输出的增多,营口贸易也得到快速发展。当时营口的贸易基本上被华商垄断。沙逊洋行和怡和洋行在营口开设的分支机构都因为难以和华商竞争而倒闭。甲午战争前夕,营口只有太古洋行、旗昌洋行、远来洋行等少数几家欧美洋行能维持营业。这几家洋行主要从事航运、码头、报关等贸易辅助业,较少直接从事进出口贸易。(14)

       在东北豆货沿海贸易上,很多华商依靠传统的民船,也有一些华商利用外国轮船。在东北豆货对日贸易上,洋商在航运、保险等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华商乐于利用相对快捷的外国轮船来运载东北豆货。洋商亦满足于在航运、保险等方面的收益,无意与华商在贸易方面进行竞争。例如怡和洋行每年都在东北大豆的收获期,开通营口到长崎、神户的直达航线,而货主则多为在日华商。1893年,营口向日本出口大豆1388962两、豆饼321945两,占营口对日直接出口总额的80%以上,这些东北豆货绝大部分由在日华商利用外国轮船输入到日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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