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8-0048-11 18世纪以来，随着植物科学分类系统的变革和西方列强的扩张，一群专门以采集植物为任务的植物猎人(Plant hunter或Plant collector)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全球范围内的植物采集热①。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元，植物类群多样独特，亦引起西方各国的注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一批批来自英、法、俄、美等国的植物猎人涌入中国②。他们的足迹由东向西、从平原到山地，其活动范围的推进与列强入侵中国的步伐基本一致③。在这一群体中，英国人波尔登显得颇为不同。 波尔登④(William Purdom，1880-1921)，出生在英格兰威斯特摩兰郡赫弗舍姆(Heversham)。他的园艺训练始于其父工作的布拉特伊庄园(Brathay Hall)，之后又在维奇苗圃(Veitch Nurseries)⑤和库姆树木园(Coombe Wood)学习。1902年，波尔登进入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s)，三年后被正式录用为园丁。1909-1912年，波尔登受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The Arnold Arboretum of Harvard University)⑥和英国维奇苗圃的派遣，于中国北方采集植物，是首位对这一地区进行植物学考察的英国人，开辟了诸多植物采集的处女地。1914年，他又陪同英国植物学家法月(Reginald J.Farrer，1880-1920)前往甘青藏区探险，以向英国引入具有园艺价值的高山花卉。1916年年初，波尔登在结束探险后不久，被北洋政府聘为林务专员，参与中国森林资源调查和铁路沿线造林事宜，直至1921年病逝。他是为数不多的选择留华并成为中国政府洋顾问的植物猎人。在中国同僚眼中，波尔登性格沉稳、为人谦和，专注于推广林业，为中国植树造林做出了贡献，这也使其获得了北洋政府授予的三等嘉禾章⑦。波尔登逝世后，京汉铁路局长王景春、林学家凌道扬等45位中国人还在河南鸡公山附近为他立碑，以示纪念⑧。其经历之独特，可见一斑。但与当时热衷出版著作而名声大噪的其他植物猎人相比，波尔登对自己的植物探险并无公开著述，在华活动也因此鲜为人知。较早系统介绍波尔登的是英国园艺家罗伊·兰开斯特，他于1980年发表的文章简述了波尔登的生平⑨。随后，维奇苗圃研究者雪莉·史密斯根据波尔登与维奇的书信，对其在中国藏区的活动进行了梳理⑩。这些成果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罗桂环有关近代西方人在华植物考察的相关论著中对波尔登有所提及，但未作详述(11)；宗喀·漾正冈布等在《卓尼生态文化》一书中简略勾勒了波尔登在卓尼的经历(12)。2019年，澳大利亚园艺家阿利斯泰尔·瓦特的新书从园艺学角度叙述了波尔登的探险历程(13)。不过，这些研究更多涉及波尔登在华探险之旅，缺乏对其植物采集活动的深入考察，更未从史学视角给予诠释。不唯如是，就近代外国人来华采集植物的整体研究而言，目前学界虽已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路径进行了多元探讨，但以植物考察背后的科学思想及自然观念为旨趣的研究却较少触及(14)。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园艺图书馆(The Arnold Arboretum Horticultural Library)所藏相关档案、书信及笔记，拟对波尔登在华的植物采集活动作系统考述，进而分析这一科学实践背后的深刻含义。 一 对中国北方及陕甘青藏地区的植物考察 1909-1915年，波尔登先后两次来华进行植物采集，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气候较冷、季节变化明显、高山环绕的北方地区及陕西西部和甘肃南部。这两次采集活动，缘由迥异，路线不一，任务亦有所不同，但都打着域外探险的旗号。 1.为阿诺德树木园考察中国北方及陕甘地区 波尔登首次来华是受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和英国维奇苗圃的共同资助与派遣。1908年10月，阿诺德树木园创立者之一暨首任园长萨金特(Charles S.Sargent，1841-1927)向维奇苗圃负责人哈里·维奇(Harry Veitch，1840-1924)建议，有必要赞助一名植物猎人前往中国北方进行植物采集(15)。这是继1907年派威尔逊(Ernest H.Wilson，1876-1930)(16)在长江中上游地区采集植物后，双方欲再次联合雇用植物猎人来华，将生长在中国的植物引入英美。经多次商讨，他们认为此时正在邱园工作的波尔登为最佳人选，理由是年轻的波尔登具有专业且系统的园艺训练，适合在异域进行长时间的植物考察。1909年1月，波尔登考虑近一个月后，接受了阿诺德树木园的邀请(17)。次月，他便前往波士顿拜访萨金特，讨论考察活动事宜。 在波士顿，萨金特与波尔登确定了此行的主要目标，即考察那些未曾进行过植物探险的地区，增加对中国木本植物及其他植物的认知，并尽可能多地将它们引入英美。此外，萨金特还特别嘱咐波尔登，要注意搜集有关中国经济树种的信息。于是，他为波尔登专门设计了三年的详细考察路线：第一年春季从北京出发，经热河到围场，绕清朝皇家猎场采集周边植物，秋季前往五台山收集云杉、落叶松等乔木种子，随后返京；第二年，从北京经太原到蒲州，以此为大本营采集植物，之后赴陕西韩城搜寻野生牡丹，第二季度在陕西度过；第三年尽可能于早春抵达甘肃兰州，过大靖堡到却藏寺附近高山进行采集(18)。在上述区域中，一些地方虽已有西方人来过，但这些人多为非专业的植物采集者，他们主要是在地理考察或游历过程中随手摘采，因此必然会有植物被遗漏(19)；至于围场、韩城及甘南地区附近的山地，尚未有欧洲植物猎人到过，这些地方堪称植物采集的处女地，生长着许多尚待发现的物种。 一切准备就绪后，波尔登从波士顿出发，走水路先到上海，然后乘船北上，于1909年3月31日夜抵达北京(20)。在京期间，他组建了一支植物采集队，并购置了采集活动所需的纸板、木箱及锡纸等物品，随后还考察了北京周边的植物群，收集到银莲、水仙等观赏花卉(21)。在获取内地游历护照后，波尔登一行人于5月乘马车前往围场，沿途植被稀少，几无人烟，景致颇为荒凉。波尔登在写给萨金特的信中，特别提及这一地区森林遭到滥伐，只见遍地树桩，直到围场附近才有茂密林地出现(22)。因此，他便以围场为中心，对周边植物进行考察，先后采集到报春、杜鹃等花卉及各类松果(23)。三个月后，波尔登等人转至五台山。他们在附近山地采集到落叶松等树种，但因雨水不断，致使采集的植物标本大多受潮严重。不得已，采集队只能重返围场补采秋季的植物种子，并于年底回到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