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0)04-0156-11 1900年以来，作为尝试现代化改革的一部分，清廷对政府机构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清末新政的改革措施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项是1906年起科举考试的废除。为代替科考制度，清政府尝试开辟新的取仕渠道以录用有新式教育背景的人才，例如授予留洋归来的学子相应的科举出身。另一方面清政府也增设了考职场次以保证旧学士子有机会获得在官僚系统任职的机会。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中央机构进行了改制，一部分旧有机构被更名或裁撤。① 本文将以由缙绅录构建的中国政府官员数据库清代部分为主要材料，尝试通过对文官群体整体的构成和变化来检验并分析上述改革对文官系统的影响。②缙绅录是按季出版的职官名册，在清末由于有大量书坊刊刻印行，存世版本多，质量也较高，是构建量化数据库并用以分析追踪官员群体或个人仕途迁转的理想材料。 本文利用最新构建的中国政府官员数据库清代部分(CGED—Q)，对清末十余年间清政府文官群体的数量变化进行了追踪统计。③统计结果表明，京师的文官群体自1907年起数量上出现迅猛增长，而同时期地方官员数量上有略微的减少。本文将根据全体文官在京官和外官系统中的出身、官职分析其数量和构成比例，并探索此种现象的原因，以冀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为传统史学方法研究清末新政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在文官群体中，本文重点关注的是进士和举人出身的官员。拥有科名的官员在这一时期的仕途变化是我们研究新政改革中最重要的科举革废核心，也有助于了解取而代之的新取仕途径之执行状况。晚清进士群体已经成为不少学者的研究对象，尤其是清末的几科进士[1]，更有围绕进士馆的建立始末展开的研究。[2]类似关于举人出身的官员研究则由于材料不足等原因相对较少。本文通过分析进士和举人群体在清末获得官缺任职的机会、所任官职、离任可能性、占文官群体之比例及上述各项指标的时间变化，进一步补充上述研究之不足。 本文同时也关注除进士、举人以外其他科名出身的文官在新政期间的变化，例如较少受到关注的贡生、监生群体。研究对象包括正途和异途出身的贡生官员和监生官员。经过分析发现，这些官员在1907年开始的官员规模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分析了上述群体在新获任的文官中所占比例、迁转以及就任之官职类型。相较于近期发表或出版的其他关于清末进士的研究，笔者在此更全面地关照到了文官系统整体面临改革前后的变化。一系列量化分析揭示了1906年科举制废除后，清朝文官系统的组成最显著的变化来自于京师官员群体中举贡生和监生数量的显著增加。与此同时，京师官员中进士出身的官员数量是稳定的。 本文的分析方法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一方面，官员纵向的个人数据允许我们同个案研究一样，从微观层面分析官员出身、获任的可能性；不同的是，大数据的基础令研究者还能同时将不同研究对象纳入考虑范围，对整个文官系统进行整体分析。另外，文章对整个文官系统进行了宏观层面的分析，比较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将他们置于更大的文官系统变革情境之中。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希望为利用历史量化数据库进行定量分析并将其与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取得互补提供范例，同时展示该方法的巨大潜力和可能性。随着数据库录入工作的推进，中国政府官员数据库清代部分即将分时段对学界逐步公开，本文旨在通过展示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在大数据方面可以进行的统计分析，抛砖引玉，鼓励更多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学科的学者应用于更为具体的研究课题当中。 一、背景 针对科举制度废除后旧学士人(进士、举人、优贡、拔贡和生员等)于清末政府体制中的角色流变，基于各方史料与既有研究成果，本部分将围绕清廷相关善后措施与士人境遇表现两方面展开。 科举停废后相关措施具有因“人”制宜的特点。清廷针对旧学出身未获最高功名然学习适应能力较强者，安排其入读各级师范学堂和简易科师范，并予优先录取；或使其出洋学成归国后，经学部考验用科名出身作为奖励并授职。而对于中年以上难再适应新式学堂的士人，清政府则另辟通道，包括1905年后开设的举贡、生员考职、优拔贡考试和孝廉方正科等。[3]入仕条件上的优厚表现，以举贡会考为例，在京(内)官方面，成绩靠前者享有废除科举前常见于进士却鲜少见于举贡的“以主事分部”的待遇；外官方面，包括给予此前新科进士任知县才能享有的“即用班”待遇。[4] 至于废除科举对士人的实际影响，学界较趋向于从不同维度讨论士子在科举废除前后的境遇对比，结合清末新政的背景，进而获得一个尽可能全面的图景。整体可见两种切入点：一种为从士子个体视角出发考察科举废除之影响；④另一种则以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整体考察，根据既有文献可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基于自18世纪中叶以来仕途实缺难求、异途对正途出身者比例渐有压倒之势的背景下，科举废除后清廷“宽筹出路”，“优贡照原取例额加四倍考取，拔贡照原取向额加取一倍……同时岁贡并在本省照原额倍取，不送京试”[5]。部分士子通过数额放宽的优拔贡、举贡会考和生员考职等方式，获得了比以往同等条件下更便捷的进入文官系统的途径，或经入读新式学校辗转于政府中获得职位。另一方面，数额限制的放宽并不等于士人在官场境遇的改善。“有人统计近年新登仕版之官可达五千人以上。”[6]从数字上看，对已有功名者而言，废举后进入仕途较废举前难度变小，但人数上升在仕途本就拥堵的前提下很有可能恶化整体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