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12-0157-11 1898年10月18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法国驻华公使馆医生多德福(Dr.Detheve)应总理衙门“邀请”，入紫禁城为光绪帝诊病。此为中国历史上首次记载由外籍医生为皇帝诊病事件。然而，这次诊治非同寻常，隐藏着“戊戌政变”后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与列强双方对中国时局的较量。本文以“求医上谕”为中心，旨在考察戊戌年地方督抚、媒体舆论、流亡维新派等各方力量舆论及多德福为光绪帝诊病事件背面的时局较量。 一、光绪帝被宣布“病重”及舆论因应 “戊戌政变”后，慈禧大权在握。维新派人士遭到清算，或被捕或流亡海外，光绪帝亦被剥夺一切权力，软禁于瀛台。政变后第四日即9月25日(八月初十日)，光绪帝被宣布“病重”。内阁明发求医上谕，在光绪帝告知天下自己重病的同时，遍寻天下名医入京。“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①显而易见，这道“求医上谕”蕴含两层寓意：一为光绪帝的病既“重”且“急”。据上谕，光绪帝的病自“四月以来”至“求医上谕”发布之日，约四月有余，经调治却无大效，“屡”“久”“即日驰送”“毋稍延缓”等词语不但表明光绪帝沉疴难愈且求医心十分急切。二是自四月至今，有关朝廷的各项决策皆光绪帝在病中作出，包括关乎王朝兴衰的重大举措——变法等相关政策措施。 为印证光绪帝确实病重，慈禧命奏事处交出医案，将皇帝极为隐私的病症医案公之于世。据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载：“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898年10月18日)。由奏事处交出本月初三日皇上脉案一纸，奉懿旨：交各衙门堂官阅看。”②在帝制时代，此乃非常之举。皇帝病况属于机密，身为臣子不可预闻，慈禧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动向京中各衙门披露皇帝病情，光绪帝“总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升降失宜。至于梦闻金声遗精，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③。这份医案由中枢下达至各部衙门后，不仅光绪帝因健康状况已不能独立处理政务的消息不胫而走，且光绪帝身体虚弱甚而遗精严重等讳莫如深的皇家秘事亦公之于世并迅速成为王公贵族等社会达人的谈资。变法甫一终止，慈禧便急不可耐地公示光绪帝不能也无力视朝的医案，此番操作难免令人对光绪帝生死充满揣测与遐想。 “求医上谕”颁布后，旋即引发各方力量的关注，其中以地方督抚、社会媒体和流亡维新派代表为主。首先，地方督抚碍于君臣身份，对此上谕不便明发意见，但求医之事仍须向朝廷回电表态。戊戌年前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陕西巡抚魏光焘、安徽巡抚邓华熙等皆为封疆大吏，他们的态度颇有代表性。张之洞于十四日回电：“惟查湖北省良医素少，是以之洞十年以来遇有病疾，皆只自行调理，不敢延医服药。目前实无精通医理之人，不敢冒昧保荐，容各方访闻，如得其人，即奏明驰送赴京。”④张的门生杨锐⑤新近于“戊戌政变”中被杀，慈禧宠信的宦官李莲英欲借此构陷于张⑥，彼时其犹自保不及，此种回电措辞谨慎，乃不愿趟浑水，以致再生枝节。刘坤一的回电颇有深意：“前奉电传谕旨，饬令保荐医士。皇上圣躬欠安，莫名企念，当经详加延访，查有在籍郎中陈秉均医理精通，堪膺保荐。电饬苏松太道蔡钧速派人敦劝应诏。昨据复称，该郎中料理行装，准于二十四日到沪赴京等因。正在电奏间，准苏抚电知，该郎中业经盛宣怀奏保，奉旨迅速来京等因。除饬蔡钧传知该郎中迅速航海北上外，谨先电陈，并跪请圣躬万安。”⑦电报中“圣躬欠安，莫名企念”不但明确表达对光绪帝病况的关注，且隐隐透出对朝局走势的担忧。此份电报中，他还保荐已由盛宣怀奏保的青浦郎中陈秉钧，当中亦有对荐医一事谨慎意味。魏光焘则电称：“陕西现乏良医，仍留心访查保送。”魏委婉推开荐医一事，却也留有余地。邓华熙的回电颇具政治经验，电文中推荐邻省江苏无锡县八旬医士马培之，并称已“电饬该县劝驾”，却又话锋一转，“兹据电称，该医士年已八旬，步履跪拜艰难请辞等语。年高既难免从，此外亦难其选。谨祈鉴察”⑧。借他人之口告知朝廷马培之年迈，无法成行。在求医一事上邓既表现自己确已尽力，又将棘手包袱丢开，了却一桩难事。观之上述，疆吏言行，似在此敏感时期较为戒备，皆不欲在此事上过分热衷，以免横生事端。其次，媒体舆论对“求医上谕”亦有察及，反应多有不同。此期，报业初登历史舞台，作为媒体舆论代表和新闻传播新渠道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戊戌政变”后，《申报》以“保荐名医”⑨为题，将“求医上谕”内容迅速报道，其立场倾向于维新派。《知新报》则发表《皇上病重正谬》一文，指出“国变以后，天子幽废，矫训政之诏，伪征医之谕”，不但否定慈禧训政合法性，且更道明“求医上谕”暗藏玄机。该报认为“戊戌政变”后，光绪帝“既已幽禁”，慈禧“势不能无事以塞天下之口”，须就训政之事予天下以交待。面对成年的光绪帝，慈禧若要独操权柄，朝堂之上不易控制，“死之不能，纵之更不能”。于是慈禧一派先草征医之诏，再向京中衙门各堂官公布光绪帝医案，渲染病情，以证光绪帝之病殊甚，无法独立处理政务，为其垂帘提供合法性支持。此举既可“掩向者康某进毒之言，更可以为将来自己进毒之地，并可以觇疆臣民庶向背之心，一举而数事备，计亦巧矣哉”⑩。最后，康、梁等维新人士的舆情渲染。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率先流亡。康先期抵达香港后，于10月1日(八月十六日)致电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诣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有为。”(11)康断称“上废”，虽不符事实，但却体现对六日前清廷发布“求医上谕”一事内心的急切。10月19日(九月初五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向首相大隈重信报告称：“此次逃到帝国军舰大岛号上的康有为之徒梁启超，于上月末致书伊藤侯爵与下官说，皇帝之安泰根本不能确保，希望以日本之力救其出险，由此可推知一般改革派关心皇帝安危之心情。”(12)由林权助报告可知梁启超在流亡途中亦关注时局发展，且认为“求医上谕”将不利于光绪帝。其后，康、梁二人在海外借其维新领袖之名，通过办报、演说、组织社会团体等手段鼓吹“保皇”，虽未达到改变朝局，复政光绪帝之目的，却在一定程度上将维新变法思想播撒在海外华人心中，将“戊戌变法”影响推向深远。总之，流亡维新派此时虽对“求医上谕”心有隐忧，却因力量不足，只得先向日本等国求助，寄望于列强干涉，再图谋发动舆论助光绪帝脱离险境。此为康、梁在流亡时期与清廷保守势力斗争的重要步骤和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