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结束后，根据日俄双方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以及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旅顺、大连地区以及“南满”铁路及附属地一切权利。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和掠夺，1906年1月，日本内阁成立了“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制定侵占东北地区与“南满”铁路的战略规划和具体政策。为避免英美等国的干涉，几经讨论，日本政府于6月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决定采取所谓的“民营”形式，以铁路为中心综合经营“满洲”各项事业。1907年3月，满铁总部由东京迁往地理位置优越、港口条件良好、腹地广阔富饶的大连，并确立“大连中心主义”政策，从资金、制度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以期把大连及大连港建设成为日本对东北地区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桥头堡。自由港制度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大连中心主义”而实施的重要对策之一，对于研究日本殖民统治大连乃至东北地区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术界对此也予以一定关注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多散见于论述满铁历史、大连近现代史、大连港的建立以及近代东北贸易、大连港贸易的研究中，专门研究大连自由港制度的建立、发展及衰落的文章尚不多见。①本文主要依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及其他中日文资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对1906年至1945年的大连自由港制度从缘起、发展到衰落过程做一全面梳理，并以较为详实的数据对其贸易状况进行分析，从中探究大连自由港制度的实质。 一、大连自由港制度的重建 大连最早成为自由港是在俄国占领期间。1897年12月14日，俄国军舰强行驶进旅顺港，造成事实上的占领。这引起英国政府的警觉，随后向清政府提出把大连湾开辟为通商口岸的要求，声称“不反对俄国为其商业利益在中国获得出海口，但这类出海口，都只能是个自由港，或具有通商口岸的地位”。②1898年3月27日，俄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旅大租地条约》。3月29日，俄国政府发出一份特别公告，决定向各国开放大连港湾，为各国的工商企业创建一个新的贸易中心。大连成为俄国租借地后，清政府尚未在大连设立海关。由于彼时清政府的海关大权掌控在英国人手中，这引起清政府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强烈要求清政府收回海关权利。但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虽有心收回，“却没有能力从英国人手中夺回海关大权，因此一直在寻求机会”。③恰在此时，俄国向清政府提出在大连设立中国海关的要求，清政府视其为从英国人手中夺回权利的大好时机，因此答应了俄国的要求。在1898年7月6日俄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中规定：“俄国可在辽东半岛租借地内自行酌定税则，中国可在交界征收货物从该租地运入或运往该租地之税。此事中国政府可商允俄国国家将税关设在大连湾。自该口开埠通商之日为始，所有开办及经理之事，委派东省铁路公司作为中国户部代办人，代为征收。此关专归北京政府管辖，该代办人将所办之事按时呈报。另派中国文官为驻扎该处税关委员。”④从条款中可见，大连海关虽然在名义上属于清政府管辖，但海关主要权力——关税的制定权实际上仍然掌握在俄国人手中。 如果大连海关成立，根据两国政府的关税协定，从俄国输入“关东租借地”的货物将被征收双重关税。这样势必影响到俄国控制下的东省铁路货物运输量。但是如果把大连开辟为自由港，那么进入大连地区后的关税可免于征收。“考虑到东支铁路的繁荣，实现当初租借时关于开放大连的诺言”⑤，1898年7月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敕令：根据1898年3月27日俄中两国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俄国在拥有大连湾期间，按以下条件给予该港湾以自由港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第一，在规定的都市、港湾及附近地区，对于所有种类货物的输入和输出免于征收关税；第二，在享有以上自由贸易权利的同时，并不妨碍港口通过税、停泊费以及其他各种费用的征收；第三，为了预防传染病，所有进港的船舶必须严守有关检疫规定。8月11日，俄国正式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向各国商船开放。 俄占时期的大连自由港制度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成为历史。尽管这一时期的自由港制度仅存在6年左右时间，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连港的发展。更为重要的影响在于，无论俄国出于何种目的，至少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大连港第一次向世界开放，这等于为后来英美等国迫使日本政府开放大连港找到一个无法辩驳的依据。当然，这一时期的大连港虽名为自由港，但实际并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自由港制度。由于海关迟迟未能建立，征收关税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时期的大连港是完全的、没有任何关税限制的自由港。 1904年5月28日，日军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大连港。6月26日，经过扫雷以后的大连港正式启用。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日军将大连港置于日本军政统治之下，严禁一般商人及商船进出港口。7月，日军在大连成立停泊场司令部，负责管理港口行政和办理军需品的运输业务，规定只有运输军需品的船只才允许进入大连港。1905年1月2日，日军攻占旅顺，至此整个大连地区基本上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在军事形势有所缓和后，日本港口政策也逐步放宽，实行“严格的许可主义”，仅允许日本商船及商人进出大连港。⑥5月8日，日本政府以大连辽东守备军司令部中将西宽二朗的名义颁布《货物输出入税则》，该税则共13条，其中第一条规定：“允许外国货物进出大连港，但必须要由中国船只运输，而且根据营口港实行的中国沿岸贸易税率表征收进出口税，但日本产品不在此限。”⑦ 根据这一税则，虽然中国或外国生产的货物得以进出大连港，但条件十分苛刻，只能由中国船只运输。相反日本船只不但允许自由出入，而且对于日本生产的货物也不征收任何进出口税。这一具有明显不公色彩的港口政策引起了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对，其中以英美两国反应最为激烈，特别是掌握清政府海关大权的英国更是无法忍受，频频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表示抗议。1906年4月8日，英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大臣递交的备忘录中称：“阁下于本年3月22日接见本使时，曾保证日本政府在韩国和满洲对各国之国民，应维持和实行门户开放和商业机会均等之主义。……在大连对各种外国商品课征进口税，而对日本产品，无论来自日本或其他国家都免税。……这同阁下过去给本使的保证相矛盾。”⑧美国政府也认为日本的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美国提倡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立场。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