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3-0166-09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以其大政治家、思想家而兼杰出诗人的独特艺术风貌卓立于宋代诗坛，宋诗的一些典型特征，如平淡、瘦硬、老劲的风格，押险韵、造硬语，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手法等，最早都从王安石诗中相对全面地体现出来。从王诗中可以看到宋诗风格趋于鲜明和成熟的飞跃。王安石为中国诗歌从“唐音”到“宋调”的嬗变起了重要枢纽与奠基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宋诗面目。因此，梁启超认为：“谓荆公开一代宋诗风气，亦不为过。”[1]王诗的艺术成就是在其将自己的诗歌思想不断进行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取得的，王安石诗学思想中将“适用”作为其诗歌创作及传播目的，立足于对诗歌自身艺术规律和审美属性的挖掘，实现了适用原则与美学特征的有机统一。 一、“适用”主张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考察王安石诗学思想中的适用原则，就不能不涉及他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想。 历来，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在文化思想上主张经世致用，或在其政治、文化实践中体现经世致用。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中，经世致用思想往往以不尚空谈，关注现实，“报国敬民”的良知意识，不务虚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系国家民族命运和百姓疾苦的忧患意识，不拘旧制，勇于突破传统，弃故图新的变革意识，及以天下为已任，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意识等优秀文化品格，成为时代先进的积极的文化思想。而在宋代，士风中的现实精神，参与意识，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冷静、理性、脚踏实地的人生范式，又都给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想提供了生长和发展的文化基础。王安石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想就是在这种士风中形成的，他的“新学”也是以经世致用为本旨的。毕沅《续资治通鉴》中记载了王安石执政初期与宋神宗的一段对话： (宋神宗)谓之曰：“人皆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术，正所以经世务也。但后世所谓儒者，太抵多庸人，故流俗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耳。”帝曰：“然则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2] 在对话中，王安石一方面回击了反变法派对他“但知经术，不晓世务”的攻击；另一方面也明确表示他的“经术”恰与那些庸儒“不可施于世务”的章句之学，与玄虚的义理之学相反，是要经世致用，要与急迫面对的现实政治改革联系起来。他的《三经义》等“新学”著作就是立足现实观照经典，充分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想。其中，对经义的许多阐释，都与他的现实政治改革思想相关，相当一部分成为他所制定和推行的某些新法的理论依据。他在《周礼义序》中谈到训释《周官》时就说： 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知其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然窃观圣上致法就功，取成于心，训迪在位，有冯有翼，亹亹乎六乡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自揆，妄以为庶几焉。[3]321 可见王安石的“新学”之立，训经典而发之，即在于“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在于致用，“新学”就是经世致用之学。 文学主张、诗学思想自然要受到文化思想的影响和制约，文化思想也自然会体现于文学主张、诗学思想之中。王安石在《上人书》中有言：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3]35 论者每每引用这段话来说明“适用”是王安石文学主张和诗学思想的主要原则。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几部通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即均以此为依据，认为王氏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适用为本”。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引用这段话并认为： 正是由于王安石持有‘适用’的文学创作观念，他的诗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的。[4]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论述王安石诗歌时也就这段话说： 可见王安石虽然不排斥文学的艺术性，但他更重视文学的实际功用。[5] 《上人书》中的这段话是王安石“以适用为本”文学主张较为集中、明确的表述。此外，他在《送董传》一诗中所说的“文章合世用”，在《夜读试卷呈君实待制景仁内翰》一诗中所说的“文章非特巧争新”，也都是其经世致用文化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延伸。不过，具体解读这段话，特别是具体认识王安石在诗歌方面的一些主张，又似不应止于这样的理解。比如：传统的儒家文艺思想已有“适用”的主张，王安石的“以适用为本”与之有何联系?又有何不同?《上人书》中的这段话，系就“文”而言，而诗歌又如何做到“以适用为本”?王安石曾推崇作诗“经奇纬丽”(《哭梅圣俞》)，他自己的一些诗歌创作亦以修辞工巧，对仗精切等艺术手段见长，这与“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的主张是否矛盾?二者应是一种什么关系?要把握王安石诗学思想中的适用原则，对此类问题都应作进一步探讨。 经世致用本来就是以儒家经典为载体的儒家文化的接受方式之一，体现经世致用文化思想的“以适用为本”的文学主张当然也是对儒家传统文学主张的一种诠释。实际上，从孔子开始就很重视文学的实际功用。关于《诗三百》，《论语》记载孔子的话说：
